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从前期系列缅北冲突导致的问题处理经验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应对体系建设在预防意识的主动性、应急制度的协调性、应急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立足中缅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其应对可从立足跨境民族众多的实情主动应对、立足边境安全事件的复杂性系统应对、立足边疆经济的落后性持续应对等方面予以加强。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中高职衔接调研报告与结果统计分析

中高职衔接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中高职衔接越来越受关注。基于此,通过问卷调研的方法,对陕西省内划分区域,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取样,并对调研结果选用SPSS数学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并能够指导中高职衔接认知,同时这种方法也能够进行学科间的融合,深度探析调查问卷的有效性与内在联系。     

基于语料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以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新闻报道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世界新形势、新格局下提出的新型国际合作形式。使用语料库对文本进行分析的方法已被普遍使用于语篇分析中,通过语料库的分析,如对词频、关键词等,使研究更具有科学性。本文以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报道为语料,运用语料库软件剖析西方各国媒体的态度,观点,从而发现当前国际局势的变化。     

江浙沪竹枝词中的西方商品及其形象变迁(1700—1949)

竹枝词是重要的社会史素材,18～20世纪上半叶江浙沪竹枝词中频繁出现西方商品,因此,可以利用江浙沪竹枝词考察该时期江南社会的西方商品及其形象变迁。江浙沪竹枝词中关于西方商品的描写,反映出西方商品对江南社会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江南的西方商品形象发生了三个明显变迁,即从奇珍异物到现代商品、从不感兴趣到流行时尚、从奇技淫巧到师夷长技。与英国成功实现针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替代并化解民族市场的中国时尚不同,江南并没能建立起可与西方对等竞争的民族产业,没能成功抵制鸦片战争后的欧风美雨,这是导致江南的西方商品形象发生上述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但竹枝词也反映出在西方商业入侵和民族危难之际,江南为探索国家富强所做的不懈努力。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若干基本问题考辨

长征中《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刊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应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发出指示并特别突出瑶族、苗族,是因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认为这既是当时争取以瑶族、苗族为主的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使红军顺利通过桂东北的需要,也是将来争取以苗族为主的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苏区的需要;指示应是1934年11月29日或30日,至迟刊发于《红星》报,当然也有12月上旬刊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