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生成探讨

理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系统论证“新时代”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从方法论上看，习近平新时代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从理论归因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主要标志，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基本理论。从理论定位看，习近平新时代观展现的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内含着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时代定位与目标趋向，渗透着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发展中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未来，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     

《美国牧歌》中主人公塞莫尔·利沃夫人物分析

《美国牧歌》是美国作者菲利普·罗斯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奖。作品主题是主人公塞莫尔·利沃夫的“美国梦”破灭。塞莫尔有着出众的天赋和出身，本应幸福的生活却发生转折，女儿和妻子相继离他而去。本文认为，他的顺从态度葬送了眼前的幸福生活。塞莫尔的悲剧人生归咎于他的处世态度。无论从宗教，民族身份认同，政治态度还是为人处世方面塞莫尔都显出了漠然的处理方式。他没有自己的坚定的立场和果敢的作为。他本人直到去世也没有悟出其中的原因。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集中力量办大事产生偏差的根源与应对策略

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需要把握事之性质是否为公为民,大之判断是否立场正确,办之过程是否平衡兼顾,集之手段是否合理合情,否则就可能出现意愿与效果的偏差。可能性偏差的产生,究其根源是在于私欲干扰下立场有差、私利影响下判断有差、私人立场下效用有差、私心作用下策略有差。要有效纠正偏差,就需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之行为与刚性制度相结合,与社会趋势相结合,与民生感受相结合,与严谨程序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