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满蒙危机" 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

昭和初年的日本,弥漫在担心失去中国东北殖民权益的所谓"满蒙危机"中.日本陆军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存在两种构想,一种是后来被关东军实施的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即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另一种是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实行国家改造.为推行后一构想,樱会和民间右翼势力结合,曾阴谋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一次政变,目的是拥立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相,史称"三月事件".此次政变虽然在发动前被宇垣叫停而流产,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两种构想合流,合力推进了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进行反思,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弱势、低下,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当政者不作为。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进行反省,认为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如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以及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严重缺失,导致社会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国家无法强大。第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反省,认为此次国难的发生有其历史渊源,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流毒有极大关系。这种反省,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相反,正是一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意在刺激国人、警醒民众;是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对唤醒民族意识、抵御外来侵略、建设现代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大屠杀支撑日本侵略的手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的14年中，在中国进行了人类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达3500万。据不完全统计，大屠杀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约有100起以上，人数在3000人以上的，除人们熟知的南京大屠杀外还有8起，即：辽宁平顶山惨案、山西朔县屠城、宁武大屠杀、血洗河南浚...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执行不抵抗命令原因探微

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因其本身浓厚的军阀主义倾向、思想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不利、力量对比上的敌强我弱等主客观原因，从而造成了他忠实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最终结果。     

试析德国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德国是一战结束后第一个放弃在华特权、并在主权独立和关系平等基础上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然而，面对日本蓄意友动的“九一八事变”，德国不仅未能主持公道，积极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反而打着“中立”的旗号，在国联内外进合、甚至支持日本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本文拟通过剖析德国所谓的“中立”政策及其形成原因，揭示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在欧洲问题上同情、支持自己的亲日、袒日的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九一八”伤痕与勋章——回顾东北人民的抗战之路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随即诬陷为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19本侵略军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大员四处逃散。日本侵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后，又相继占领了长春、...     

中国抗日战争应以七七事变为开端——兼与郭德宏先生商榷

中国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中国政局的关键仍然是如何结束国内政局的分裂与动荡状态，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战争仍只是属于局部战争，而中日两国并没有进入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全面战争状态。只有到了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中国抗日战争因此应从七七事变算起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