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致富困境及化解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时代,我国农村建设工作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精准度方面达到新的水平,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明显,但村民致富工作仍面临一些困境.基于安徽省T县致富情境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致富机制方面,脱贫致富长效不足,致富机制有待改进;在致富环境方面,服务设施支撑薄弱,发展模式尚需创新;在治理主体方面,农村居民"志""智"有限,致富内生动力不足;在增收致富方面,产业扶持效果欠佳,持续发展支撑缺乏;在帮扶资源方面,帮扶力量结构单一,社会资源有待开发.乡村振兴时代要实现农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还需强化顶层设计、更新致富机制,优化致富环境、推动区域发展,实施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发展产业扶持、拓宽增收门路,创新帮扶格局、融合社会力量等,以构筑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化解致富困境.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我国农业微创新的实践及发展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微创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是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农产品及其营销、农业技术、农业管理等农业微创新在各地不断涌现,但农业微创新支撑体系中存在着微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不强、微创新资源缺乏、微创新基础设施不足、微创新环境不够完善等问题,抑制了我国农业微创新的发展。应从培育和引进农业微创新人才、完善政府服务、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推动融资多元化等方面入手来促进我国农业微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