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主流词学下之继述与违离

朱祖谋之创作与词选关系密切。《彊村语业》创作取向的多元性表现为托兴深微与赋笔叙写的结合，梦窗情味与苏辛气骨的交融，重南而不疏北的书写策略；《宋词三百首》词选观的兼容性表现于词作取舍中的平衡策略以及“体格”与“神致”的衡词标准。《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有共通之处，但二者在对待苏辛词风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离。《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体现出朱祖谋对晚清民国主流词学的继述与违离，彰显了总结传统词学与催生新词学的浓厚意味。     

论习近平的德法兼治观

习近平的德法兼治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深广的实践关切以及鲜明的价值旨归,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法治领域突出问题的道德考量以及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如此双重关照中的实践旨趣融通成"德法结合"的国家治理实践视域;它突出中国道路的鲜明特点,彰显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制度优势,并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作为最终价值旨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是党和国家治藏思想方略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时代背景、独特理论视角以及伟大实践条件。认真学习研究和深刻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的理论价值、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切实做好藏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共治、责任机制与农产品治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治理难,仅仅依靠加强政府监管难以提高治理成效。社会共治是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的有效方式,如何建立社会共治下的责任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共治各责任主体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责任主体都能有序参与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选取唐人神集团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共治的责任主体能够通过责任机制提高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实效。社会共治责任机制可以分为责任分工机制、责任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责任监管机制,这四种机制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元主体责任机制治理网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进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取得成效。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社区党组织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社区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目前,社区党组织存在全覆盖盲区、工作方式单一、社区干部素质能力不强的现实紧迫性。社区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沟通协调、保障兜底和激励动员作用,需要在增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高社区党组织党务工作者能力水平,加强社区党建方面发力。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