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程瑶田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前人多注重其训诂名物之学,而很少研究他的义理之学。程瑶田将《论学小记》置于《通艺录》之首,是非常看重这部著作的。《论学小记》以《大学》为讨论核心,全面重审了宋明理学中的主要理论问题。他将理理解为理则,将诚意当作性命之学的核心,特别强调精义之学,而反对执理之学。程氏心性学,是对戴震心性学的修正,并构成了他的《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的哲学基础。     

论俞樾治《诗》的特点

俞樾治《诗经》,尤重汉儒训诂考据之法,他认为要通训诂须通晓音韵、文字之学和语法规律,从校勘入手,总结古书注释通例,最后才能达到真正了解古训目的。俞樾推本训故,吸收前人研究的各种成果,对《诗经》进行全方面考证,使许多疑难问题涣然冰释,总结了《诗经》研究的基本方法,将其纳入科学的研究轨道,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

清代乾隆、嘉庆之交,在性灵派思潮的鼓荡下,诗歌写作明显形成一种强调自我表现而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由反对模拟进而漠视古人和传统,强调自我表现的绝对价值,以至于放弃独创性概念。被视为性灵派后劲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正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的诗论清楚地显示出性灵派走向极端的趋向。     

简论俞正燮的伦常观

俞正燮作为嘉道时期著名考据学者,在对社会伦常问题展开探讨时,继承发扬戴震所开创的皖派考据学治学范式,力图通过考字词以求道,同时结合清中期礼学研究的热潮,从礼制、礼意、礼器等多方面展开考察,重省社会中君臣、父子、师生等人伦关系。分析俞正燮的伦常观,可以发现他通过对考据内容的选择、考据再诠释等方式,延续早期启蒙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部分继承他们所提出的价值观念。这也再次证明晚明以降所产生的早期启蒙思想发展至19世纪初期并未消亡,而是在历史的洄流中曲折前进。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

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浅析王国维研究方法

正清人的学术研究是以识字读经为中心的考据学。与之相比,近代学者治学方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西方的种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本国学术进行研究,王国维正是开启这种近代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他的治学途径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并加以探讨的。本文试着从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