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混沌振子的微弱信号检测

传统的微弱信号检测方法在信噪比较低时检测效果并不理想,利用混沌振子检测微弱信号具有灵敏度高、抗噪性强的特点,信噪比门限也比传统方法检测到的低得多,基于此对Duffing振子和Van der Pol-Duffing振子进行了耦合,建立了非线性微弱信号检测系统,并通过分岔图和二分法确定了临界点阈值,提高了阈值的求解速度和精度,最后分别对单微弱正弦信号和混合微弱正弦信号进行了检测,检测系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金融结构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联机制研究

金融结构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支持是中国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本研究基于金融市场的资金资源配置功能,将金融市场供给体系按照"二分法"分为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金融市场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金融市场;从银行、股票和债券3个维度设定指标,基于CHOW检验工具探讨金融结构和产业升级关联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产业升级的时间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高技术新兴产业升级与全社会固资产及研发投入相关性增强;资本市场等金融供给侧对中国产业升级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路径的依赖与选择

近年来,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崛起"到"中国道路"到"中国模式"到"中国天机",纷纷攘攘,但均离不开一个"国"字。在这种语境里,"国学"以舍我其谁的高蹈姿态睥睨天下,倒也名正言顺。想想也是,有谁敢数典忘祖?有谁敢不"爱国"呢?林林总总的学术当中,还有比"传统"这碗饭吃起来更容易更安全的吗?(一)     

旅欧“趣事”：“买嘢”和“睇嘢”

往外地旅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两派：“买嘢派”和“睇嘢派”。当然这样的“二分法”，并不是说“买嘢”的就不“睇嘢”，“睇嘢”的就不“买嘢”，而是以哪一方面为主的意思。有的人是宁愿逛百货商场而放弃游览名胜风景的。     

中国式好人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种检定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二分法”，对他很方便，对被他追得烦得要命的大人也很方便。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     

二分法与马克思

二元对立模式往往在大众思维中得到广泛使用 ,在古代和近代哲学中也是如此。后现代思想家大多把二分法视为与现代性思维须臾不可分的东西 ,尽管他们也在使用某些二分法 ,但对二分法的自觉反思与拒斥的确构成了当代复杂性思维的一大特点。我在拙作《发展视域内的二分法模式 :反思与批判》〔1〕中把二分法分为强一元论式、弱一元论式和二元论式三种基本类型。沿着这一思路 ,我在本语文中探讨马克思对待二分法模式的态度 ,或者确切地说只探讨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我相信 ,这种探讨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对于如何界定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及现代哲学的关系 ,颇具重要性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批判的批判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赢得广泛赞誉之辞的同时,也被理论界指责为过于天真地强调了政治与行政的截然分离。然而,通过对二分法的深度解读可以发现,倡导者们并没有忽视政治与行政的密切关系,在诘难之声背后隐含着重大的理论误解。不仅如此,实践界对二分法也存在着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这种误解和误读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错置与误置。由是观之,学术批判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被批判对象的基本观点和具体语境,而实践工作者应用理论的基础则是认真地解读原著,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理论的限度。     

《三分法论纲》十疑——与庞朴先生商榷

庞朴先生的《三分法论纲》所提的“三分法”不是辩证法的普遍形式 ,而只适用于形式逻辑的反对关系。从矛盾关系来说 ,事物只能二分 ,即一分为二     

“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在著作权侵权判定中的运用——以“琼瑶诉于正案”为主样本

随着我国版权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著作权侵权问题备受关注,作为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基本原则"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的运用也至关重要。本文以"琼瑶诉于正案"为主样本,分析"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的法律本质,并对实质性相似判断的"抽象、过滤与比较三步法""整体观感法法"两种方法进行比较,提出判定作品间是否实质性相似,通常应以"抽象、过滤与比较三步法"为主,以"整体观感法法"为辅,只在前者不适用或者适用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才适用后者。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著作权侵权判定应当协调好思想表达二分法、独创性,实质性相似等原则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著作权立法应引入思想表达二分法、专家辅助人制度等建议。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理性审视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是西方行政学经典的理论范式和西方政治与行政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它是西方特定政治背景的产物,其宗旨是根据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功能、性质及其运作逻辑确定其各自的运行规则,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统一.尽管这一经典行政范式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但对于正致力于建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的中国来说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