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新时代思想解放探析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伟大进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进步观念和思想,总是会成为先导。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五四精神及其思想解放的意义,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经验,为新时代解放思想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借鉴,从而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对新时代青年担当作为的启示

五四运动跨越历史长河百年,五四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时代青年要弘扬五四精神,听党话,跟党走,就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党的期望转化为成才成长的内在动力,练就过硬本领提升发展能力,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以"青春梦"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     

思想交流与“革命”动员:五四时期《觉悟》“通信”栏的编读互动与公共空间

《民国日报·觉悟》是五四时期新思想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园地,其通信栏构筑了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互动交流的空间。通过对1920—1925年《觉悟》通信栏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思想"觉悟"下的青年,却受困于思想蜕变与社会现实的差异,经由"通信"对自身婚姻、教育和学业等困境的展示,特别是参与由编者选择和构建的时政论题之讨论,将他们的个人经历与五四论题紧密相连。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觉悟》通信栏在邵力子要"根本解决"和"联合就是势力"思想的指引下,完成由"觉悟青年"到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蜕变。《觉悟》通信栏呈现的青年读者思想的变化历程,特别是由日常生活问题讨论所推动的思想革新,也是理解五四思想传播及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面相。     

历史解放与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主题意义的评价分析

关于五四运动的主题认识问题,目前存在割裂、对立的观点,尤其是持"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中国社会后续发展,不利于正确评价五四运动。目前学界以"救亡就是启蒙"进行反驳,但限于原有的理论范式的束缚而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从唯物史观的历史解放与思想解放的关系理论来看,"救亡"高于"启蒙"并且后者从属于前者,这是物质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体现,马克思讲过"意识没有历史",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它的发展决定于实践的发展。"救亡"是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行动,属于物质实践范畴,而"启蒙"不过是"思想解放",其从属于"救亡"的"历史解放"。五四运动的"启蒙不足",不是启蒙本身的事,而是"历史解放"不足的事,即"历史解放"的不平衡性。中国近现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实现了多个层次的上层建筑更替,但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却没有跟上,这是事实。"启蒙不足"这一"思想解放"的缺项,根本上是"历史解放"的不平衡和由之引起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革命,都是"历史解放"的内容,中国的发展曲折就是"历史解放"的不平衡,不是"思想解放"的"启蒙"不足。     

五四运动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之反思

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转型,是广义的人文主义运动,由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不同向度进行阐发和弘扬。文化激进主义者极端宣扬人道主义这一人文主义的特殊形态,结果出现了"外在人文主义"和"凡俗人文主义"的极端化。文化保守主义批判了文化激进主义的这一弊病,继承并发展了"精神性人文主义"的血脉,但它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潮流中被忽视了。今天人文精神的贫困盖源于此。重建合理的人文主义必须注重其不同向度的辩证统一,以"凡俗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外在人文主义"为保障,以"精神性人文主义"为归宿,三者协调发展,辩证统一。     

《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序言

莫世祥教授的力作《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①》即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一份厚礼.作者在前言中有一段话:“对于孙中山在世期间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内地的历史著作曾经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民意机构的缺失——五四时期的国会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最初以学潮的形式出现,继之以工人市商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传统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根源在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但忽略了作为当时名义上共和政体的民意机构——国会的调节功能。作为立法和民意机构的国会的无所作为,正是汹涌的民意通过学潮这种非正常的途径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