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科技创新、产业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1995—2019年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Atlas数据库的科技创新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如何通过纺织类、农业类、钻石类、矿产类、金属类、化工类、汽车类、设备类和电子类的产业复杂度变化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而揭示了科技创新如何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量为90.83％,具有显著性,其中农业类、钻石类以及矿产类相关系数为负,其他类别相关系数为正,电子类作用程度最高.区分经济体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发达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存在相对优势,而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开启了"机会窗口期",后发经济体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能够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 ——基于三角白化权函数的灰色聚类方法

利用基于三角白化权函数的灰色聚类法对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构建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A的相关数据,通过调查问卷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灰类,确定各指标的所属灰类白化函数阈值,并对航运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数域延拓,得出各指标的白化权函数值和综合聚类系数,确定评价对象所属的灰类,评价出A企业竞争力所处的水平,所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最后通过雷达图找出影响A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并提出增强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措施.     

大庆发展旅游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发展旅游业是大庆非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大庆的旅游业发展具有资源、气候、文化等优势,但旅游业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如旅游线路缺少特色、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性等,针对各种挑战找到适合的应对方式,才能使大庆的旅游业长足发展下去.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所成立仪式暨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5年3月23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所成立仪式暨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联合主办。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的专家学者,荷兰飞利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浙江吉利控     

产业革命与产业组织变革——兼论新产业革命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创新

工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需求等的深刻变化,由此引发产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前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作用使社会生产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向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组织形态也经历了由分散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纵向一体化到纵向解体和网络组织大量出现的动态变革,并导致产业市场结构和空间分布及企业竞合关系等发生多维变化。以可再生能源、互联网通信、智能化和数字化制造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革命的到来,将引发产业组织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促使产业组织进一步趋于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企业将呈现边界模糊化、规模两极化和合作全面化的特征。我国应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和能源网络的改造和建设,积极建立新的产业标准、加快企业生产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以应对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的产业集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分工与协作产生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追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率提高，企业协作产生的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和集体生产力，企业集聚激发的竞争和创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充分认识产业集群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集群企业间的协作是产业集群稳定和发展的保证，自我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源动力以及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试论我国文化产业的基础建设

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宏伟目标,就应当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基础建设。文化产业的基础主要有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和市场基础。打好这几个方面的坚实基础,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与中国路径——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美国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专业化程度高、营收规模处于垄断地位；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多，但产业结构处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链后端，协同辐射效应不强。根据演化趋势，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城市保持稳健发展，并呈现三大城市群领跑全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学理性，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机理：一是基于创新资源的生态式集聚机理，二是基于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机理，三是基于新经济定位与治理范式协同驱动的聚集机理。鉴于此，我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应立足于集聚效应，强化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并释放“北上广深”辐射效应，加大核心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媒体能级，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的发展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