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与超越：祖灵信仰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灵”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以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灵信仰及其相关文化范式,承载着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血脉和伦理系统,是“天-地-人”认知文化,“儒释道”入世文化,乡土地方文化多向、多层次的互动、选择、吸纳、调适的过程,促成人类行动与宇宙天地相一致,社会生活与自然节律相协调的状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中西古代亲属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当代中国亲属制度的建构

中国古代亲属制度的类别划分是建立在宗亲和外亲两大范畴的基础上,表示亲属关系远近的制度是服制,自然血缘同等的亲属在亲属制度上居于不同的等级。在古代西方,无论罗马法还是教会法,其衡量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法则都是纯粹的自然血亲标准,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平等。在日耳曼亲等计算法中,父系与母系也平等。形成中西古代亲属制度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早期中西社会形成特点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源自哲学思想与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南京民国政府颁行的民法《亲属编》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亲属制度,一直适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解放后我们制定的两部《婚姻法》中都没有系统规定亲属制度,在亲等计算上则选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世代计算法,但它欠精确,不能准确反映亲属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因此,在今日中国,亲属制度的重建已经成为立法者不能回避的责任。     

性别压迫中的政治经济学——论盖尔·鲁宾的"性/社会性别制度"

性别压迫的形成原因一直是女权主义中争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都对其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美国女学者盖尔·鲁宾结合前者的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启发下,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建构中,她从亲属制度的产生入手,将性别的形成纳入生产制度来考察,以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对性别压迫的形成原因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一概念的提出充实了女权主义的理论武库,同时为思考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借鉴.     

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这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新中国前期的民族学和新时期(1978～2008)以来的民族学.在旧中国时代,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到了新中国前期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又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新时期以来,在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来往30年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经过近30年的努力,它已全面开放,不再自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新时期以前,民族学曾先后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和"修正主义学科"而被撤销.近30年,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最迅速,也是成果最丰富的时期.这30年的学科发展可以再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与重建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发展与研究领域的拓展时期;2000年以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婚姻家庭法对中国当前立法的启示

中华民国时期完成了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被打破,近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得以确立.民国时期的婚姻家庭立法对中国当前立法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民国立法者对于法律移植的态度,对于司法实践与立法内容的结合,法律移植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立法经验对现行婚姻法的完善均有着重要意义.     

完善我国《婚姻法》亲属制度的立法构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本以婚姻家庭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婚姻法》不可逆转地潜变为以更广泛的近亲属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但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尚欠缺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对某些具体亲属制度的构建还是空白。为此,应从亲属制度的实质内容和体例结构两个方面对我国现行《婚姻法》进行完善。     

关于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现行婚姻法律制度的某些内容已经难以适应当今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制定一部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的《婚姻家庭法》。从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离婚制度、亲权、监护等方面做一些研讨，对《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将有所裨益。     

西江苗族亲属制度的性别分析

亲属关系因不断联姻而扩展,联姻的前提是有性别的存在.但是任何一种性别(男人或者女人)都面对两种异性:可以与之婚配和不可以与之婚配,并衍生出两个相对的亲属体系.性别的分类是亲属分类的基础,不同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分类原则和表现形式.既然有两性之分,两性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特定的权力关系,不同的民族也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性别权力结构.西江苗族亲属制度理论上将人群分为两个对应的血缘集团,两个集团的男性以交换他们的姐妹实现联姻,其性别关系中男人占主导地位,同时也给妇女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     

内蒙古牧区亲属制度变迁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内蒙古蒙古族亲属制度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其主要表现是蒙古族亲属称谓、范畴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发生了明显的变革。这种变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受汉文化和解放以来各种政治变革以及社会结构重组过程的影响。     

文化的建构与实践：永宁摩梭人亲属制度再研究

亲属称谓作为人类学中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其独特的性质。生活在泸沽湖周边的永宁摩梭人因独特的社会形态、两性关系与家庭组织而使其亲属制度具有独特的自身逻辑,为我们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中社会群体对亲属概念的分类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独特的个案,显示出极高的人类学研究价值,挑战了以往民族志资料中亲属分类的固有模式。本文将永宁摩梭人的亲属观念置于摩梭文化的整体观念体系中进行再研究,通过大量摩梭谚语、习语的引证,揭示了永宁摩梭人独特的亲属制度是其独特的文化建构与实践的结果,亲属体系的运作依赖其独特的社会制度、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