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与西方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重宗法人伦 ,西方文化重个体自由 ,这是中西文化根本差异所在。在向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过渡与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必须革新重宗法人伦而轻个体自由的传统文化 ,而重个体自由的西方文化及其西方文学为这种革新正可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种借鉴的必要性与巨大意义。 2 1世纪的中国仍要反封建 ,仍要继续文化革新 ,仍可从西方文学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儒家人伦思想对当代道德重建的意义

儒家人伦是人类血缘中特有的一种自然等级。当下对于人伦的创新要注重人伦的秩序性,而淡化人伦的等级性。从等级性来讲,人的生命体具有独立性,任何人不能占有和控制他人的生命,作为独立意识存在的生命体,在存在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平等的,包括父母无权占有和控制子女的生命体。从秩序性来讲,人伦的价值依据来自于仁爱,一种自然而然的天性之爱。只有建立在天然之爱基础之上的秩序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人伦是一个家庭有序的基石,也是社会能得以稳定的根本所在,能够在社会层面上维系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和价值判断,形成这个民族的道德自觉,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孔子的情爱思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男女爱情的问题，几乎没有哲学家讨论过，儒家讲仁爱，但只是在人伦道德层面上讨论，对于男女爱情则视为私事而认为不值得重视。”似乎我国古代的智者已超越了对爱情这一重要情感的体验，似乎他们不屑于对此进行思索和发表见解。然而这种认识显然颇有可商榷之处。在《论语》、《诗经》，乃至《孔子诗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先秦时期没有如今所指的“情爱”这个词，情爱现象及其关于情爱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之初，孔子就对于爱情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有过一系列论述。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孔子关于男女情爱的思想，但是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     

天伦和人伦共生伦理永恒——秦汉传统中基于发生角度的伦理分类

天伦、人伦之分最晚始于秦汉,两者在彼此对应中时被混用。从发生角度而言,天伦是天生的伦理,人伦是人为的伦理。天伦、人伦同气分形,共生中国人的伦理永恒、伦理信仰：天伦同气,因血缘而在代代传承中贯通有限生命,内生诚信,分形人伦;人伦基于诚信,为各自目的,从血缘和天伦向外全方位分形为姻缘、情缘、地缘、业缘、神缘、网缘等,使夫妻、朋友及各种职业伦理、社会伦理视需要和可能而及时结合或解散。伦理永恒是中国人的永恒,内化为伦理信仰,与有关因素共生,永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迥异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命运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敦睦伦理,消除伦理危机,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文明生生不息,社会各界责任重大,国家的伦理责任更为重大。     

走向共识:东西方文化对社会和谐的诉求

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追求,然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和谐理念.从文化形态看,中国传统的集团文化表现出重道德秩序的"人伦型和谐"理念,西方传统的经济文化则是重效率合理性的"知识型和谐"理念.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新型的集团经济文化形态,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的多文化交融的"开放融合型和谐".     

新诗的情感分类及其文化根源

本文认为处在文化转型期的迷茫而混沌的动荡的二十世纪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艺术家身上共同碰撞，时而磨合，时而撕裂他们的身心。一是溶浸在深层骨子里的、以儒道释的求善精神影响为主的群体人本思想的政治人伦道德性质的文化（简称德性文化）。     

“神灵音乐”、“人伦礼乐”的变迁与音乐理性回归之始——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流变探析

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是学术界较为缺少研究热度的一个问题.以传统音乐观念及理论为考察对象,从中抽取传统音乐本身社会角色演变的痕迹,在描画这一流变轨迹的同时挖掘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是切入的主要思路.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变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神灵音乐"向"人伦音乐"的转变,即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其二,魏晋六朝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音乐理性的建构,以及由此对原始儒家"人伦音乐"的革新.     

我国行政伦理失范成因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重要成因之一是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行为的作用。文章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人伦文化"以及"非规则化的规则化"3个部分来解释当前行政人员伦理失范行为的文化基础,指出正确地认识社会文化环境在当前发挥的强大惯性和运作基础,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重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德育思想涵盖了中国古代道德教育问题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是以研究道德和德育为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明人伦”，培养治术人才，其教育内容自然是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