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何以是一种变动?——从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概念π■θο■之阐释出发

海德格尔对情绪的处理非常独特。他没有将情绪仅仅视为关于此在之生存活动的后继情感反应，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构建着“此在之存在”的特殊变动。不过，这种颇具个人哲学特色的解读方式并非海德格尔所独创，而是在西方哲学史中有其根源。由此，澄清情绪概念的思想来源，是理解情绪基本性质的关键。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对π■θο■的解读就是一次对情绪概念的溯源考察。他的系统性阐释不但为理解情绪的变动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有助于厘清这一变动对“此在之存在”之构建的独特完善性作用。通过π■θο■,海德格尔还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善、灵魂等)与“此在之存在”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评判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之继承、批判和发展的新的契机。     

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差异测度方法探究——基于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构建了人口年龄布局系数指标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空间差异。该指标不仅可以比较两个或多个区域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也可以分析某地区某年龄组人口相对于总体的分布情况。通过对北京市人口年龄布局系数的比较后发现,少年儿童人口的空间布局出现了由远郊区向近郊区的向心扩展,劳动力人口集中分布于近郊区的格局得到了改善,而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出现了非连续性的离心扩展,城市核心区老年人口高度集中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核心区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郊区。     

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的量化研究——以构建寺庙登记表数据库为中心的讨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寺庙管理，推行了严格的寺庙登记制度，内政部印制了极为规范、要求细致的《寺庙概况登记表》《寺庙财产登记表》《寺庙人口登记表》《寺庙法物登记表》《寺庙登记证》《寺庙变动登记表》《寺庙变动登记执照》。近代寺庙登记表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涉及历史学、都市学、历史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学、档案学、经济学、法学及法制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公共医疗学以及新文化史等领域，充分具备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研究价值与极有可期的研究空间。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股权变动模式再审视——兼谈股权表征方式的完善

由于公司法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不明确,形成了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两种解释。意思主义被认为更符合我国实证法特别是《公司法》第32条,因而成为通说。但依据《公司法》第32条2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之规定,仅能得出股东名册登记是行使股权的充分要件,不足以证其为对抗要件,更不能得出其非生效要件,因此意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存在瑕疵。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认定为法律漏洞,由债权形式主义弥补:一方面,意思主义将股权权属与股东身份、权利行使等割裂,难以与相关制度衔接,特别是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共同作为股权表征,易引起权利确定的混乱;另一方面,债权形式主义与股权性质理论以及股权优先购买权、股权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契合,在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定上与民法原理一致,可激励股权交易双方积极公示,并利于增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依据股权表征的要求与域外立法经验,应由股东名册表征股权,并对其制作、公示、更改、维护及相关责任作体系化的规定,以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     

为何城市总体规划 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 ——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     

青年离婚变动趋势及社会原因分析

通过对全国性统计数据的梳理和比较,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离婚率整体大幅攀升的背景下,青年人的离婚风险也总体有所上升,但大城市离婚率并非最高且波动明显。从离婚人口的分年龄比重看,青年人并非推动离婚率上升的主力军,反而人口占比总体有所下降。过去20年中,农村地区青年离婚人口占比上升幅度显著,但城市地区由于初婚年龄不断推迟,青年离婚人口占比不升反降。在影响青年人婚姻稳定性的社会原因方面,本文从婚姻理想、人口流动、媒体传播和性别角色变化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