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汉代儒学对“仁”的理解及其贡献

汉儒的仁说思想,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而更重视仁的政治实践意义;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突出了他者的重要性;以恻隐不忍论仁,确认仁的内在情感是恻隐,而不仅仅把仁作为德行;汉儒已经在仁的观念下肯定、容纳了兼爱、泛爱、博爱作为仁的表达,以仁包容了所有中国文化内的爱的表达,使得仁爱包容了以往各家所提出的普世之爱;最后,与汉儒的宇宙论相联系,仁被视作天或天心、天意,仁被作为气的一种形态,使得仁深深介入到儒家的宇宙论建构,已经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汉代儒学仁说的这些内容,在后来的仁学发展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成熟的仁体论的重要基础。     

试论杨慈湖的仁说思想

杨慈湖的仁说思想,与以程明道为起源的"以觉训仁"的仁说具有体貌上的相近。他对于"觉"的理解,主要源自于他的家学教养;对于"仁"的肯认,归功于陆象山的提点以及他自身的体认。杨慈湖仁说的要义,主要是从他论"觉"这一"即本体以为工夫"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并集中体现在他以"觉"论"仁"的言说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仁说可称之为"以觉训仁"。慈湖的仁说,融摄了佛禅的思想,最终以儒家精神为旨归;并且在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是陆王心学乃至宋明儒学发展、深化的必要一环。     

论陈宓的仁学思想

朱子在二程仁论的基础上,对于先秦仁学主题作出了全面的思考和诠释,建构起系统的仁学思想.其中,"仁道全体不息"与"心之德,爱之理"两大观念成为理学家论仁的主导思想.陈宓《道南堂仁说》对朱子这两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把"生物之心"说与"全体不息"说相贯通,赋予仁道以生生不息之义.把"心之德,爱之理"视作"仁道之蕴",从体用方面分别作出阐释,心之德未发为性体,已发为情用.陈宓还把以公言仁纳入仁道之蕴,并强调通过反躬切己的为仁工夫来践行和彰显仁道之蕴及全体不息.陈宓对于朱子的仁学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和细密的论析,其仁说对于朱子仁学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     

沈阳机床 向世界级企业挺进

2007年2月1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沈阳机床集团数控产业园区。当看到现场的许多数控机床都是为美国、德国、法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用户制造的情况后,温家宝赞许地对董事长陈惠仁说,"你们是真正走向世界了,这个变化很不容易。"同时他语重心长地寄语中国制造业:"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制造’,而是要进一步发展为‘智造’,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智造大国’。"     

"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