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信息不对称下价格随机的应急数量折扣契约研究

以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随机波动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寻找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绩效优化的路径。通过显示原理分别构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时应急供应链的数量折扣契约模型，得到最优订货量与最佳批发价策略。通过具体的算例加以验证，分析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供应链上成员及整个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价格随机波动和市场需求变化时，供应链上的跟随者能从隐瞒私人信息中获利。但当市场需求增大时，整个供应链绩效受损，反之则反是。这与以往研究在市场需求随机、市场价格固定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结论迥异。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PPI:下挫后持续回升

2020年,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及新冠疫情使企业生产、销售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四川工业生产者价格上半年下降明显,三季度止跌回稳,四季度明显回升,但仍维持低位运行。运行情况后期价格逐步回升。2020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同)平均同比下降1.2%。从同比看,1-5月各月下降幅度均扩大,6-8月各月下降幅度均缩小,9-10月下降幅度略有反弹,11月降幅明显缩小,12月由降转平。从环比看,1-7月各月环比均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4月,8-9月环比均上涨,10月转平,11-12月明显上涨。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CEPII-BACI-HS1996贸易数据库,测算1998—2019年中国对20个主要贸易国(地区)文化产品出口的三元边际,构建面板模型考察文化产品出口流量及三元边际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数量边际拉动,扩展边际作用有限,但近年来价格边际的拉动作用逐渐显现,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正逐步由"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变。各主要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及其三元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     

基于优先权拍卖的产能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独立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供应商的产能受到约束时，零售商可能会竞争有限的产能。本文提出将“优先分配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的物进行拍卖，按照出价高低确定优先分配顺序。本文证明了优先权拍卖机制属于共同价值模型，并提出了两类拍卖机制：事先拍卖和事后拍卖。本文证明两类优先权拍卖机制均会促使零售商提交真实的需求作为订单量，并且满足收益等价定理。而就供应商期望利润而言，事后优先权拍卖机制要高于事先优先权拍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