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技术嵌入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而技术嵌入是企业内化数字技术支撑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开展纵向案例研究,探究技术嵌入对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嵌入包含技术整合和技术开发,两种策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演变.其中,拼凑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而协奏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架构创新.利用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渐进创新,而探索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颠覆创新.最终,案例企业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呈现出一条"流程信息化→渠道平台化→产品数字化→技术产品化"的进阶式演化路径,数字化程度相应呈现"类抛物线"的演变规律.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并为科技型企业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包装视角的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对进口产品包装是否有益于国民身体健康,以及是否有益于生态环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在理论分析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8年荣成富邦制笔有限公司出口产品均价、数量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虚拟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建议通过转移目标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建立预警和协调机制来应对包装绿色壁垒,提升企业出口.     

破“五唯”政策视角下的学术成果评价研究

最近,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出台了多个破除"五唯"不良倾向的政策文件,特别强调要破除学术成果评价中的"五唯"导向.那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容易受到作者个人和单位级别的影响;学术成果评价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相联系;单位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影响;交叉学科学术成果评价存在盲区.分析认为:全球各评估机构发布学术评估指标的导向作用,国家、省部级及各级教学科研单位制定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按照学科专业细分学术成果的相关制度等,均是造成不良评价倾向的诱因.为此,笔者借鉴发达国家学术成果评价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的目的,建议重新审视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制度,不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进而完善我国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鼓励创作出有价值、高水平的原创学术成果.     

行动者视角：援非医疗队制度与实践的边界

援非医疗队是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界关注焦点，但对其跨文化实践的研究仍方兴未艾。援非医疗队作为重要的跨文化实践主体，其行动意义在制度与实践层面都充满复杂性。特别是在微观实践中，援非医生的实践边界具有模糊性，不仅嵌入到中非历史、双边国家援助制度、援助国职业生态等要素之中，更因他们的主体性表达使实践边界超越了某单一属性，呈流动特质。也因医者仁心的多元意涵使其意义超越了援助本身，进而凸显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