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

崔颢之于黄鹤楼,无疑是一个文化符号。这归功于那首为人称道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赋比兴?过去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在黄鹤楼上空。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空间叙事探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民族声乐作品中时代性的把握 ——以《我的祖国》为例

民族声乐作品的时代性,即作品与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个人因素和演唱方法三个方面.特别是面对如《我的祖国》这类经典时代作品时,把握作品中的时代性相关因素,是理解其时代性风格特点的根本之所在.     

诗歌在我的面前, 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自述《诗耀中华》

《诗耀中华》观海编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诗歌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诗歌,是人类抒情表意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诗大序》评价古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有人说,诗歌是文学语言的最高形式;有人说,诗歌是文艺皇冠上的钻石;有人说,诗歌是天才大脑里生出来的文学珍宝……诗歌对于我来说是神秘而神圣的。     

古典的遗传——论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故事的重写

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的重写主要表现为继承与改造。就继承而言，体现在作家们对故事情节进行敷演、套用其预叙手法和移植“婚姻定命”观。就改造而言，则表现为革新故事主题、拓新处理情节及凸显地域性特征。《定婚店》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发生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作品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有关。这一文学现象，揭橥古典和现代之间相互影响，古典为现代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而现代也在摄取与融入中扩容了古典。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发挥更大的艺术效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创作出更深邃的文学经典。     

1920年代“赤都”莫斯科的《新青年》阅读场之构建

《新青年》多达千余人的留学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员由于倾向于革命政治教育，无疑是最为特殊的《新青年》阅读群体。旅莫群体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是能够在理论上而非政治实际上对《新青年》进行批判、辩论等价值重估的。从阅读角度来看，《新青年》是该群体出国前思想启蒙的阅读文本，也是在苏联时期国内政治信息交流的阅读文本，更是其归国后重新审视国内政治的文本，因此显得异常重要。留苏群体所构建出来的《新青年》阅读场域无疑有别于国内，以留苏所接受的“先进”理论的审视多于国内阅读的政治引导。从该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接受、批驳等舆论，也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