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疑伪经略论

疑伪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疑”是指经书的真伪可疑,“伪”则表示可以断然肯定其为中国人按照佛经体例所造。从东晋的道安法师开始,历代经录作家都列出当时存在的疑伪经,并有精辟的论述,表明了佛教领袖们和佛教学者们的佛教信仰是理智的。这一精神值得后人效法。尽管疑伪经不断受到严厉批评,但制造疑伪经的现象不仅不止,反而增加,引人深思。疑伪经问题是个复杂问题,因为它们的制造者不是等闲之辈,伪作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所以直至今天,疑伪经问题仍然在佛学界争论不休,应当慎重考虑。关于《大乘起信论》等经论的真伪问题,可以依据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加以研究、判断。     

《般若心经》——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

有学者指出,大藏经中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是依据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及其他资料抄集的抄经,而所谓玄奘翻译的《般若心经》是中国人编撰的伪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玄奘在赴印度前得到的《般若心经》,可能就是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的早期形态.玄奘将该经带到印度,翻为梵文,即其后流传的《梵语心经》的最初流传本.玄奘回国后又把《梵语心经》译为汉文,即现在大家习知的《般若心经》.现存《梵语心经》写本中,尚有经不空润色者.此外,印度僧人又在玄奘本《梵语心经》的基础上编辑成的三分具足的《般若心经》,该经回流中国,先后为法月(先后两译)、般若共利言、法成、施护等人译为汉文.《般若心经》是“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又一例证.     

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之检讨

在国际汉学领域之佛教文学研究中,学人对重要的单部疑伪经或同类型的疑伪经较为关注,故相关成果也相对突出,但对疑伪经总体性质的认识却较有欠缺。有鉴于此,有必要从宏观角度来讨论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它主要表现在四大层面:一者从文学史言,疑伪经本身就是古代宗教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从思想史言,疑伪经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直接的文本体现;三者从欣赏趣味言,疑伪经塑造的人物形象更符合中土民众的审美心理;四者从影响言,疑伪经既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进而形成固定的母题,同时,又促成了某些佛教法会仪式的形成与流播。当然,中土固有的文学作品,也对疑伪经的撰作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陀罗尼集》中的疑伪经——松巴堪布的质疑与批判

松巴堪布对《陀罗尼集》中的部分经典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经典的语言表述等不同于译自印度的佛典,夹杂有本土文化因素,采借的痕迹十分明显;部分经典假借佛经名,但内容是尔非尔,甚至与同名之佛经没有任何关联;部分译自汉文的经文,含有内地的文化因素;部分属于宁玛派的伏藏经典,来源不清。此后,松巴堪布和土观之间的辩论,反映了藏传佛教中在宁玛派佛典等方面历来存在的争议问题,二人正好代表了不同的观点。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文化汇流”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其中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药师信仰的源头,也是现存药师经的最早形态。隋唐时期,药师经又先后三译,说明此经在中国诞生后曾传入印度,经过印度文化的改造,再传回中国。这是佛教发展中文化汇流现象的一个具体案例。     

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及其残页考述

本文对武威市博物馆藏6747号、6762号两件亥母洞出土文献进行了考述。经过解读、对勘,发现该经译自汉文本,且属节取东晋帛尸梨蜜多罗所译《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而造之＂疑伪经＂。     

敦煌疑伪经三种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百多种疑伪经,绝大多数都不载于清以前的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不少都是残卷（片）,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斋法清净经》《法王经》《十王经》是隋唐五代宋初时较为流行的三种疑伪经,通过考察这三部疑伪经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厘清其所存卷号以及完整或残缺的情况,并从内容接续、残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迹书风相近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将这三经中的32号残卷（片）缀合为10组。通过缀合,这些原本分裂的残卷得以重聚一处;借助缀接后的写本所显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不仅可以为这些残卷（片）进行准确的定名,还可以对其形制、内容与性质做出更为客观、可靠的判断。     

《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