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隋唐佛学传播之特点

隋唐佛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股佛学思潮源自佛教在中国的深远传播。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些精髓之后,一股大的哲学思潮氤氲而生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佛学思想的成功源自于传播上的成功。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理性交流——以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为线索

近代汉传佛学复兴之初,杨仁山奉《大乘起信论》为圭臬,开启近代汉传佛学的理性重建,推动佛学的义理更新。以此为基本落脚点,在唯识学回归之后,在理性精神的带动下,引发了持续的唯识学研究热。佛学理性精神由此回归。在理性精神指引下,汉传佛学研究突破学派、门派壁垒,与藏传佛教进行正面交流和学习。留藏学法团进入藏地求取藏密,在求法过程中译介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国汉、藏佛学的理性交流。     

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探源——论《红楼梦评论》对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均体现了其悲剧思想对西学、佛学和老庄的熔铸性,开创中国美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悲情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与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互通;二是认同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倡导的解脱殊途同归;三是包涵老庄的"无为"、"无我"等传统底蕴。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和悲情意识的源头,理解王国维对中西印等文化传统的沟通、合流、熔铸,才能理解和把握王国维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大创制。     

佛学视角下的《五灯会元》词语训诂举隅

《五灯会元》中的"知有"有人释为"知晓、知道",我们认为当训释为"知道圆成实性(妙有)";"不惜眉毛"有人释为"不惜花费心思",我们认为当释为"不惜承受恶报";"惜取眉毛"有人释为"省点精神"、"少费点口舌",我们认为当释为"不敢造恶";"眉须堕落"有人释为"思考错误、言行未当",笔者认为当释为"承受恶报";"出队"有人释为"出行列"或"出队列",我们认为当释为"住持有事远出".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以《海潮音》为中心

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是"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余波,肇端于王季同请胡适为其《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胡适对以科学论证佛学的方法和"科学即佛学"的观点提出批评,旋引发佛教徒及礼佛之士的强烈反应。双方争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虽最终并无输赢,但双方观点主张的歧异,不仅反映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复杂面相,更可从中体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事剧变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矛盾认知。     

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

从两汉经学发展出来的魏晋玄学,将宇宙生成论发展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与佛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两种相继的思潮,本文旨在阐述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理清二者之间发展的主线,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说明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     

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黔中三宝”

贵州建省600年来,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刊布既久,但属性一直无法确定。言其为译作,但找不到原典来源;言其为原著,却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观其内容,主要在于论述心性问题,禅味十足。稽诸敦煌发现的禅宗写本和各种禅籍,可以看到,回鹘文《说心性经》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均为四行诗形式,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     

读《红楼梦》札记

本文意在通过较为随意的三则札记,初步揭示《红楼梦》中的佛学思想。     

黑格尔辩证法与佛学辩证法之比较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中，辩证的思维模式的产生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在东西方的思想体系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佛教哲学是我们不可不认真研究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