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组织间信任:收益机制、情境限制及调节策略

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接受这样的假定：组织间信任必然会给组织与外部的交易带来正向收益。然而，组织间信任对交易收益也可能会产生组织不希望出现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假说并发展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内部机制。首先，文章探讨组织间信任的内涵要素，进而分析组织间信任中计算性成分与非计算性成分的不同组合对交易收益的作用机制，从逻辑上推演出组织间信任与交易收益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其次，提出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即信任的非对称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讨论它们分别对上述倒U型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再者，提出一组能够应对不同情境限制而同时仍然可增进或保持有益交易结果的调节策略；最后，讨论本研究的启示和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登记中的创新应用

随着数字版权时代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传播速度也更加迅捷。传统版权登记制度因存在登记成本较高、标准不一、泄露隐私等弊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困境，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推动版权登记的适时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版权登记，其去中心化特质可以降低登记成本；分布式共享机制能够统一登记标准；难以篡改的性质能够提高登记的证明效力；弥补了既有版权登记制度的缺陷。同时，区块链技术利用自身特性建立新的版权信任机制，既能清晰地分配版权利益，又能创新传统的版权商业模式，推动版权市场的发展，最大化地利用版权的固有价值。区块链技术在与版权登记相结合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既无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准确的判断，也无法发挥版权制度原有的公示力作用。因此，必须创新版权登记规则，加快制定区块链版权平台市场准入机制，并设置统一的监管机构，将区块链锁在版权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出现滥用区块链技术的情形，以最终实现技术和法律的融合发展。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