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信用合作社的标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冲突--对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考察

本文以信用合作社的本质特点———自愿、互助性、非赢利性与先天效率———为尺度,从我国农信社的实践出发,对信用合作社的标准原则与国家干预是否存在本质的冲突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本质上已背离了合作制,成为具有合作特点的商业银行。     

土地银行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是农民自发流转,缺乏专业性中介机构的参与,造成过多的纠纷,制约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2005年,宁夏平罗县开始探索土地信用合作社模式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即农民土地存在合     

华洋义赈会与早期河北信用合作事业

1920年代初期,为救济中国农村,华洋义赈会开始在河北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早期发展中,华洋义赈会以社会团体身份,给予河北信用合作社以资金支持,创建了一套有效的合作社管理与风险防范机制,保证了早期河北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平稳运行,为30年代以后合作事业在全国的大规模推广起到了经验积累与示范作用。研究河北早期合作事业的组织管理与贷款机制,对当前我国农业合作事业金融问题的解决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价值

合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经济思想,不但有助于提高对合作制范畴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正确把握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实践.     

我国合作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我国现行合作金融体制存在着组织属性的模糊性、机构格局的分散性、业务经营商业化以及经营活动中的行政干预性等弊端。鉴于这些问题,在以组建合作银行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合作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准确界定合作银行的组织属性,合理设计合作银行的组织体系,严格规范合作银行的业务经营,正确处理合作银行与有关各方的关系。     

台湾信用合作社从业人员组织公民行为之探索性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简称OCB）系指组织成员自发性表现出超越组织正式角色要求的行为,这些行为并非工作规范所明订,组织成员可自行选择表现与否,但这些行为整体而言有助于组织绩效。面对当前金融环境的快速变化,信用合作社从业人员除了应遵守明文规范的管理措施之外,更应表现超越工作规范,且有益于组织的行为,亦即组织公民行为,才能有助提升服务质量,增进组织绩效。本研究运用文献探索法,阐述组织公民行为之意涵,探讨信用合作社从业人员应表现的组织公民行为,并对于如何塑造组织公民行为的环境提出具体的建议。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金融发挥的作用的大小和能力的强弱。在中国农村，金融部门发展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村信用社虽然历经了几次大的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中的“金融抑制现象”。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就应该合理开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可持续金融能力，在坚持合作互助基础上进行合作制企业化改革，使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体系的主力军，为支持、服务“三农”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