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合理定位：马克思批判施蒂纳

承接启蒙自古就有的哲学与宗教、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及谢林所谓探究具体存在的肯定哲学与探究概念、本质的否定哲学之间的张力，马克思立足于特殊与普遍、经验与超越之间的张力结构，对施蒂纳沿着声扬具体存在之论发展为否定普遍、超越维度的唯一者逻辑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从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统一、生产力与道德协调一致的角度来看，施蒂纳推进启蒙的方案是极端的，会导致各种虚妄，招致规范性维度、理想性维度的丧失从而招致虚无主义。物质偶像、精神偶像必须祛除，但物质基础和精神理想必须维护。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表明，只有在合理维持特殊与普遍、经验与超越之间张力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启蒙的合理方向。     

疫情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挑战.以某大学生在疫情中的亲身经历为案例,分析大学生面对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继而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心理教育两方面,提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措施.     

从文学作品到动画电影的构建策略研究 ——以《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为例

从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出发,发现在原著改编方面,动画电影普遍存在以低龄观众为主、故事情节俗套、主题层次单一等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观众日益提高的观影需求.通过分析动画电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总结了导演安德森对动画电影制作的独特方法与技巧,针对影片故事的改编与扩充、视效氛围的构建与营造、主题的凝练与升华三方面,提出了从文学作品到动画电影的构建策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本文对比了中西语境中协商民主出现的理论动力和历史条件,来说明协商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承担的不同功能.不同于西方背景下为了弥补聚合式民主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纠偏机制,协商在中国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性需求.自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到中国获得独立并过渡为现代国家,协商在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中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呈现为谈判、咨询、治理机制三种样态.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坛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也是理解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大多“政治素人”在问鼎权力巅峰前，既非主流政党领袖，也非议会核心要员，普遍缺乏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为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是，选举与治理是两码事，上台执政的“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又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承载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难以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