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应充分体现儿童法和社会法定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为未成年人赋权并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兼具儿童法和社会法特性,既要充分肯认和体现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又要积极回应未成年人保护的现实需求。2019年公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在立法理念和体系建构上均有重大突破,但其篇章结构和规范条文尚有待细致研讨和充实调整。以现代儿童保护体系所遵循的家庭首要责任、国家全局责任、社会协作责任内在逻辑为观照,《修订草案》可进一步优化当前铺排不畅的篇章布局,凸显政府保护责任的基础地位,同时在未成年人参与权的具体实现、监护与收养制度的均衡与贯通、网络保护责任主体和网络暴力样态的扩展等方面臻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积极回应了当前面临的未成年人法律困境和现实诉求,提出和细化了许多具体举措,尤其是新增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体现了重大的进步。在立法关系上,无论是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还是与现行的其他涉及未成年保护的相关法律,未保法草案均与之存在着不协调问题。未保法草案的修法思路亟待从“理想化的统领和难以操作的补漏”转向务实性的“重点明晰和问题导向”,亦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福利法化”并呼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少年法化”。未保法草案的体例布局未能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和修法初衷,在概念厘清、文本形式、涵盖内容与表达逻辑上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印度GDP核算概况

本文以印度《国民账户体系:来源与方法(2012)》为基础,通过搜集、汇总大量有关资料,着重研究印度GDP核算工作,系统阐述了印度GDP核算方法、资料来源、数据发布与修订等内容,为中国GDP核算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评析

我国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是一次无国际压力、主动、全面的法律修改。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技术现代化的现实情景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场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目标,即在于为参与建构著作权全球治理提供中国应对方案,为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提供现代制度产品,为中国特色先进文化产业化提供法律保障机制。此次我国《著作权法》修订的重点则主要呈现在著作权创造、运用和保护三个层面,并具体表现为权利产生机制、权利利用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的优化与完善。     

论我国垄断协议规制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以《反垄断法》修订为视角

垄断协议规制制度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基本实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施十多年来对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既有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和适用中的问题,也有规则本身的问题,因此需要相应地进行修订完善,包括完善现有的条款,也包括新增一些条款。例如需要完善现有的垄断协议定义、豁免条款和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等;新增串通招投标条款、安全港条款和轴幅协议条款等。     

时政

2014年末,总理李克强访问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及泰国亚欧三国,期间与中亚、中东欧和东南亚领导人会谈,成果丰硕。中国与匈牙利、塞尔维亚三国签署合作建设匈塞铁路的协议,与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敲定核电合作。【点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总理出访是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作规划。     

“获奖修订版”生成与当代主流文学话语的规范/妥协机制——以《沉重的翅膀》和《白鹿原》的修订为例

作为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沉重的翅膀》、《白鹿原》两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修订版"的生成,同时包含了政治性修订与非政治性修订两个层面,需要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视角进行解读。首先,通过版本比较与校勘的实证分析,可以揭示它们在"思想越界"情形下如何修订,以及修订留下的无法弥合的内在裂隙。其次,借鉴李奇的话语结构理论和布迪厄的话语场理论,从版本修订与当代文学场域存在的"互文关系",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它与主流文学话语规范/妥协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而对主流文学话语所在的"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空间场域迁移做一番整体的扫描。     

环境行政管制困局的立法破解——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解读

我国环境行政管制存在着管制不足、不力和不能的困局。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提出及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立法体制,为《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提供了机遇和社会政治基础。与环境行政管制制度的扩张与强化相比,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在环境行政监管体制规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管制的监督和制约主要体现在行政机构内部监督与问责、人大监督与督促、司法监督与督促、公众与社会监督督促四个方面;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的环境法基本原则,作出了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予以专章规定,保障了公民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