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

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后统治思想及治策的变化。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施治可以看出 ,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十分复杂 ,既有“四等人制”下重点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 ,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土官制度。就云南等南方边疆地区而言 ,蒙元民族统治政策的后一部分积极意义较为明显。因此 ,有必要对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作更深入的研究     

元朝的廷辩

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故谓之廷辩。它采用当事人双方当面对质、对辩的形式,论争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廷辩多发生在忽必烈朝。由此追溯至蒙元之际佛道(全真教)三次大辩论,可以认为,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此后,成宗、武宗朝间或有之,后即未见,可知蒙古贵族的统治方法也显出逐渐汉化的轨迹。     

简述儒学对蒙古族上层社会的影响

在元朝文化开放政策下形成的儒学被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广泛吸取、利用 ,使得元蒙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稳定和发展     

元朝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分析

元朝鄂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上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度,对当地的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等的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也为明代和清雍正前期土司制度在该地区的进一步完备创造了条件,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的有效的统治方式。同时,元代蒙古族、汉族和白族等民族的逐渐迁入,可以看作是本地区民族融合的初始阶段,为明清时期当地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元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历史地位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

元朝平宋过程中,开始在新占领区用中统钞替代南宋银钱楮,至元十七年正式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但中统钞在替代南宋旧币过程中,持续大幅度贬值,元廷甚至一度被迫承认白银流通,恢复铸钱。这一时期中统钞贬值,不能简单归因于纸币发行量过大,而与货币替代政策的失败密切相关。这既是元廷贬损铜钱价值的直接结果,更是中统钞难以适应当时中国南北银钱比价差异,被代表不同价值体系的铜钱、白银及南北银钱比价差异撕裂的结果。     

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

元初是一个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当时在北方汉族儒士之中,少数人固守夷夏之辨观念,坚持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态度;多数人则从民族关系变动导致的政治现实出发,对于时势动向有着较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能够通权达变,主张用夏变夷,并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大力推行汉法,从而对促进民族融合与推动元朝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元顺帝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

元顺帝统治时期,元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黄昏阶段：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起义不断。面对这样的局面,元顺帝还是实施了一些比较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主要表现在灾荒救济、医疗救助、徭役减轻、慈善收养制度等方面。但由于政府腐败导致防灾救灾措施实施不力,反而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同时这些防灾救灾的措施对明初相关政策的出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皇帝与在南京的元文宗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中国王朝。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蒙古大汗东征西讨,驰骋于草原大漠。在元代的皇帝中,有一位与南京有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元文宗图贴睦尔。他在继位前长时间居住于南京,并由南京出发,回大都继位皇帝。南京的一些地名和寺庙均和他有关。     

元朝控制高丽政略考

在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尽管元朝也借鉴并采取了一些宋、金曾用来与高丽维系关系的传统策略,但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高丽的主要手段仍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即通过初期军事征服、中后期的政治联姻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而且,元朝始终没有放弃利用＂行省制＂将高丽完全内地化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