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思考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对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分析作为理论支撑,从技术本质、技术价值、技术异化和技术实践四个层面对数字化生存进行技术视角下的全面认识,既要肯定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意义,又要警惕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人本界限的跨越,一旦越界,就会产生技术焦虑、人类经验被取缔和群体性孤独等社会问题,技术力量异化为技术权力.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积极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价值,从而保证数字化生存的高质量发展.     

后人文语境下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书写 ——以"沙丘三部曲"为例

科幻叙事集科学元素和幻想成分于一身,与后人类想象紧密结合.从美国科幻文学学术史出发,回溯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审视和书写,可以发现其从纯粹地维护人类主体性转向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创作流向.以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三部曲"为例,解读作品对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三种关系的后人类构想,从而探索美国科幻小说有关"人"的书写怎样预示了超前的后人类境况,以及这种境况所带来的对于后人类社会中伦理问题的思考.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萨摩亚岛国土著文学今昔比较之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文化逐渐受到国内国外更多关注。目前国内对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整体及各个岛国文学个案研究都不多见,萨摩亚文学研究在整个南太平洋文学研究中相对较多,但是缺少系统性,现有研究仅聚焦于艾伯特·温特等个别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萨摩亚经历了长期的被殖民过程,其西方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体现在那个时代土著作家作品中,而独立后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现代化发展必然带来萨摩亚土著文学作品的变化与发展,当代文学作品更多引导读者关注女性独立、家庭暴力和现代化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传承等当代社会问题。     

90后职场生态

2020年,首批90后正式迈入30岁的门槛,90后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这批年轻人在各行各业中的表现如何?在职场中的发展又如何?有怎样的择业态度呢?90后已成职场界实力担当越来越多的90后人才开始聚集在各行各业中,并且逐渐成为众多行业的中坚力量。     

后理论、后电影与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br# ——再论后理论之争#br#

电影研究的后理论、后电影等概念，与文学理论使用的后结构、理论之后等，虽都翻译为中文“后”，却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等人后理论的批判，具有转折时代的特定思想意义。在文化研究衰微之时，齐泽克的再符号化与后理论的认知研究，构成了“索卡尔—文本”事件之后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理论选择。在当前后电影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与电影哲学的稳步推进，显示着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人文研究的新契机与挑战。     

“后农业社会”:一个中国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

"后农业社会"概念关乎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思考,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主要是指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是科学家、智能化工程师、网络专家、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这是一个由更加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相结合所组成的队伍,其中轴原理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推行创意优先,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生态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提出的背景与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有所关联,如果这一概念能够成立,将会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实践的社会行为,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能够为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带来一个探索和讨论的新空间,或许能够成为东方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