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4月24日至26日,"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清西陵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近况,从酋邦问题、国家起源问题、理论与方法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动了先秦史与考古学的整合。     

"爰田"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兼论银雀山竹书《田法》

"爰田"(一作"辕田")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在<春秋左传>、<国语>、<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中均有记载.春秋时晋国"作爰田"后,很快强盛起来,至晋文公时就成为号令中原的霸主.自此,晋国长期左右春秋的局势,几度登上霸主的地位,国富兵强,雄踞中原,这与"爰田"制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简介

2005年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67册,即吉本道雅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作者现年48岁,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典型的少壮派学者。记得1988年笔者去京都大学留学的时候,吉本道雅还是一位刚刚读完博士后期课程,留校担任东洋史研究室助手的年轻人,时光飞逝,二十年后的今天,俨然已成为京都大学的中坚学者。在这期间,吉本道雅以执著的精神在先秦史领域辛勤笔耕,先后在《东洋史研究》、《史林》、《东方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40余篇研究论文。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论著既是吉本道雅前半生的学术总结,也是为他摘取京都大学博士桂冠的学位论文。全书共588页,分为三部。第一部西周期、第二部春秋期、第三部战国期。以下对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在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出土了大批秦封泥,这是事关秦政治、职官、地理研究的重大收获。在这批秦封泥之中,目前见有涉及江苏省的内容:郡级内容五例,县级内容十六例,以及两个与盐政相关之例。这批封泥,为深入研讨先秦、秦汉时期的江苏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鲜资料。     

弥补精英历史与大众历史断裂的成功之作

龚延明撰写的《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两书是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中的两卷,在2012年8月18日于北京大学举行的"《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专家认为,《诗说中国     

《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与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探析

在我国周代的版图文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研究这一视角,展示了奴隶制社会周代人口、土地资源管理状况的一个侧面,为完善先秦文书制度的研究、为补充先秦人口、土地资料管理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先秦巫道的汉字学考察

先秦巫道研究对于中华文化史 ,特别是文明的起源 ,包括汉字的起源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由古汉字的结构理据解析入手 ,以文字与考古学有关资料相互印证 ,对原始巫道观念及行事进行了考察 ,为认识先秦巫道及研究先秦史和古汉字提供了有益的认识途径和参考意见。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孤证不立＂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春秋采邑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春秋采邑制度是分封制度的次生形态。春秋采邑制度的实行,完成了诸侯国地方政权机关的建立,促进了春秋列国都鄙地区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国野关系的深刻变化,推动了春秋后期国家结构向集权制的转变,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