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     

上市公司重组对摘帽的影响分析——基于ST公司摘帽的证据

文章从重组的内部特征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摘帽进行了实证分析,弥补了学者常用的以重组外部效应来衡量摘帽效果的方法之不足。以1989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391家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建构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重组对摘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ST公司能否实现摘帽主要取决于重组类型、重组是否涉及关联交易、重组是否为同属管辖的重组特征,并与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显著相关。     

中华传统文化中“贱、厌、耻诉讼”心理的形成原因及其消解

中国封建时期由于民众轻视、厌恶法律,加之一些重要思想和言论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不合理的司法实践的直接作用,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贱、厌、耻诉讼"心理。这种民众法律心理客观上十分不利于我国法律的适用及国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法治中国的建设。解铃还须系铃人。为消解这种心理,我们务必对促成这种心理形成的三方面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法治教育中,大力宣传"重视、喜欢现行法律本身",辩证分析曾对这种心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些思想和言论,特别是通过古今司法实践情况的比较,彻底纠正"贱、厌、耻诉讼"心理。     

基于布鲁姆分类法的公司金融成果导向课程改革

当前公司金融课程存在教学方法单一、知识和能力失衡,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主动性不强,知识掌握不够灵活、缺乏融会贯通的能力,考核评价方式单一、很难测试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优化教学内容、凝练教学成果,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操作环节比重,采用多维度、多层次、多类型的过程性考核方式的应对策略。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困境与改革

改组改建"两类公司"是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重要举措,它承载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国有资本投向,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企业集中,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等重要使命."两类公司"试点一定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大胆探索,及时破解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论家事纠纷诉讼与 非诉讼协同解决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家事纠纷数量逐年递增,传统的家事诉讼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家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因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可以发现,对家事诉讼特殊程序机制的构建和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培育利用是同步进行、协同发展的。结合我国国情,应当立足于家事纠纷的固有特质,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家事诉讼程序理念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借鉴域外经验合理培育若干种家事非诉讼解决机制,并做好二者之间的有机协同。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