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民法典》中的公共利益——兼论与公序良俗的界分

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在《民法典》、其他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中出现混用,运用缺乏规律,亟待界分.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的含义均存在"秩序"和"道德"元素.公共利益中的秩序由外力干预形成,旨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序良俗中的秩序由市民自发形成,是一种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道德观.公共利益的概念和源起证明了它与私法格格不入,需要借由行政机关和公益组织维护.公序良俗是意思自治的奴婢,在私法疆域发挥效用.即使赋予公共利益的受益者以丰富权利,公共利益也因缺乏天然的维权主体、难以启动维权程序、利益实现机制软弱耗时,在民法框架下无法得到妥善维护.应在划分利益主体、客体和内容,厘清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含义的基础上,将自发形成、自行演变、自力实施条款中的公共利益替换为公序良俗,取代以消极限制为手段的私法权利,并在其他公共利益条款中采取转致适用的表述方法.     

宋代“三教合流”视阈下的祈雨信俗——以“画龙祈雨”与“以身祈雨”为重心

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论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后的返还后果

《民法典》对违背公序良俗合同的后果沿用了《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后应当返还的规定,而应当返还规则的社会妥当性已遭到质疑,相应的司法补救也难以治愈。应当返还规则的问题症结在于不区分无效原因,缺少背俗合同返还规则的固有法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法益均衡的背俗合同返还规则应当是一般拒绝、例外允许。一般拒绝返还旨在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事人与避免否定合同无效的评价。例外允许返还发生在给付人遭受的利益剥夺与背俗程度不相称的情况下,此时可基于当事人之间背俗程度的差异,并结合不返还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在个案中允许返还。民法典时代背俗合同返还的认定可基于《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和应当返还规则,在解释论上实现一般拒绝、例外允许。     

魔力"神圈":语言禁忌与汉民族俗信文化心理

语言是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民俗规约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有时相信语言具有某种魔力,认为语言这种能使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灵应关系.因而当某种事物需要避忌时,也就出现了在言语上的种种禁忌现象.语言禁忌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犹如一个充满魔力的"神圈",对人们的言语、行为起着不可低估的规约和制衡作用.了解和掌握不同的语言禁忌及其避忌方法,对促进跨地区、跨语言、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俗语词"利市"考辨

本文就元、明、清时期常用的俗语词“利市”一词的意义作了考察。     

无为即保护:论民间俗信文艺的保护策略——以常熟地区宣卷活动为中心

所谓"俗信文艺",是指与某一民俗信仰紧密相关的一切文艺活动。它们与民俗信仰一起,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以常熟地区宣卷为例,它的相关信仰活动从明代中期以来就基本没变,只是俗信文艺的文体有所改换。清代中期以后宣卷兴起,虽屡经兴废,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同类文艺形式的存亡命运却大有不同。"非遗"保护的核心是树立平等对待文化多样性这一价值观,保护的措施应限于"保存"资料,至于延长"非遗"项目活态生命的任何"保护"努力,均属徒劳无益。对于政府行为而言,"无为即保护",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非遗"项目。     

浅谈硬笔书法的雅俗与共赏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硬笔书法在赏析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硬笔书法坚持雅俗共赏的艺术创造,有利于推动硬笔书法事业迈向新的台阶,有利于促进硬笔书法事业的持续发展。本文介绍了硬笔书法中"雅"与"俗"的内涵,分析了硬笔书法中雅俗共赏的意义和要求,探究了硬笔书法中雅与俗的具体表现。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