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论关系的含义

关系问题是罗素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不同时期罗素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阐释。罗素将关系视为世界的基本元素。在其理论的不同时期,关系联结的最终对象有所不同,包括项、殊体和共相、事件或性质。罗素坚持关系不可还原,认为关系命题和主谓命题是两类命题,主谓命题里的谓述是一种伪关系。     

论斯特劳森对殊相—共相的解析及其理论意义

对于传统分析哲学对主谓结构的逻辑分析方式，斯特劳森认为是粗劣和不充分的。因为从语法、逻辑的角度并不能说明主词、谓词度其关系，对语言和逻辑的说明只能诉诸于更基础性的东西。这便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任务——揭示语言的形而上学基础，即概念图式。通过对日常语言中主谓词区分的特征层层深入地分析，斯特劳森引入与主谓区分相关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殊相和共相来揭示概念图式的面貌，说明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因而殊相和共相在其论述“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冯友兰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他通过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道体与乾元，太极与无极等范畴的分析提出了共相与殊相的理论，建立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范畴的分析中，强调逻辑的先在性，这虽然有“理在事先”的偏颇，但是他对理学范畴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在哲学方法上他认为有正负两种方法，正的方法是逻辑的方法，负的方法是直觉的方法，他主张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他的哲学的落脚点是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冯友兰哲学开辟了中西哲学融通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论柏拉图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放逐

在整个传统哲学中,由于理性形而上学的绝对霸主地位,人的感性存在一直处在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状态.追根溯源,柏拉图哲学是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在柏拉图哲学的对话中,他不仅在时话的内容上通过提出著名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共相"论来论证理性高于感性,而且在其对话的哲学表现形式的风格上,也要尽力去让理智得到颂扬、感性得到贬低.追思感性的这种遭遇,对我们反思传统哲学的得失,重建当代哲学不无裨益.     

走出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从阿多尔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谈起

辩证法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对逻辑普遍性的规范(颠倒)功能和对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功能的不断凸现、膨胀以及对此两者的对立统一之和解,从而导致以普遍共相吞食特殊性个体的恶果,并将否定作为肯定的一个内在环节、阶段,消除了否定与肯定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界限,最终陷入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深渊,由此生发出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魔法.要走出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就要用心维护辩证法的否定性,为非逻辑、非概念的东西,为差异和杂多留下一席之地,让辩证法在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保持其思想的张力.     

摹状词与实在论——罗素、斯特劳森和蒯因的实在论之比较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取消了摹状词的指称功能,只保留专名的指称功能,由此罗素从柏拉图和梅农的共相实在论转向殊相实在论.在罗素把亲知作为专名的重要特征之后,他把普通专名当作缩略的摹状词,只保留自我中心指示词的专名地位,并由此转向主观经验论甚至唯我论.斯特劳森从日常语言学派的立场出发,批评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从而坚守殊相实在论的阵地.蒯因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由此进入多元实在论.     

论先秦名辩思潮中的语言功能观

语言的功能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先秦“名辩思潮”中的先秦诸子语言功能观显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功能;二是语言的逻辑功能.以孔子为代表的“以名正实”的名实观中,语言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实践功能;道家的“无名”论、荀子的“制名以指实”思想,以及墨家的“实名”思想则分别体现出语言在表征“道”、表述“共相”和指称“实体”方面所具有的逻辑功能.     

《老子》“道”论新探

《老子》通过存有、本原、认知等不同层面对道的辨析,建构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古老的共相理论——道论,并以这种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对事物何以存有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哲学解释,为我们的民族从哲学的角度了解世界、把握世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认识路径,确立了一种理性的传统。尽管《老子》道论的形式与内容都存在古代哲学的特质,但仍不失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座巨大的哲学智慧宝库。     

论波爱修斯与古代逻辑

波爱修斯是古代逻辑向中世纪逻辑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翻译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探讨了波菲利关于共相的三个问题;对假言命题和假言三段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斯多亚学派之后重新奠定了命题逻辑在整个逻辑学说中应有的地位.波爱修斯的逻辑理论是中世纪逻辑学进步的主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