谅祚改制考论

谅祚改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礼乐制度、衣冠器物、官制军制以及思想观念等,多为李元昊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给西夏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依据现有汉文、西夏文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经比较研究可知,谅祚改制是一次仿唐色彩浓厚的改制.     

试论宋代漏泽园公墓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渊源

宋代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学界已有涉及,但尚无系统论述.从现有考古和文献材料看,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比较复杂.其中,宋代的特殊兵制、熙丰变法的政治背景及民间火葬盛行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突出.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战败看清朝兵制弊端

兵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支数量最庞大的常备军。由于原本驻守在作战范围的清军占清兵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加上从各地增援的兵力,在数量上清军相对于英军战争期间在华远征军是占有极大优势的。但就在这样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又是本土作战的清王朝却惨遭失败,这与清朝兵制的弊端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朝兵力分散设防,适于防民治安却难以集中御敌。八旗绿营作为国家军队主力军缺乏科学选拔,除了出征作战还要负担繁重的勤务杂役,职能转化、腐败滋生、战斗力下降等都成为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重要原因。     

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兵制变迁——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是明代东南海防的重点区域,明初建立了以卫所为核心的防卫体系。正统年间,卫所弊端出现,防卫能力下降。以地方为主导对沿海防御体系进行修补,民壮与乡兵开始兴起。但是倭乱增多后,地方防卫压力加大,国家再次调整地方军政系统,建立了以募兵制为主体的省镇营兵制。     

“无兵文化”的终结——兵制鼎革的军事政治学观察

兵制,关乎国势强弱,乃国之大事。因而对兵制的考察与定夺,单纯的军事视野显属窄迫,非深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层面,断难得其真谛。权威史家曾于中国古代兵制之具体内容,及其政治文化之内蕴做过深刻考察与阐释,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历代兵制之根本得失。以此为鉴,自现代军事政治学的视野观察新中国兵役制度的革故维新,其与国家兴盛之积极意义当可充分显现与肯定。     

世袭领兵制反映的孙吴结构：世家大族的联合政权

世袭领兵制是在世家大族所拥有的私兵、部曲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将领对所领兵士进行综合管理的责任制度。为了能让它得以顺利实行．孙吴政权又实行了奉邑制、屯田制以保障其军队开支,延伸出复田、复客制以维护将领的个人利益,可见世袭领兵制处处体现出孙吴政权对世家大族的特殊优待。世袭领兵制的实行反过来又促进了私兵化．使得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到足以和孙吴政权抗衡．从而反映出孙吴政权是一个世家大族的联合政权．对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膨胀具有重要影响。     

论清廷对台军事政策视域下的岚台关系

清朝收复台湾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台湾地区实行了有别于大陆绿营兵制的沿海军事联防制度——班兵制.这一制度总计持续了200余年,戍台班兵主要从福建全省水陆各镇抽调,海坛镇(海坛即今平潭)是主力之一.这些渡台兵丁不仅承担了戍卫台湾的重任,而且带动了福建人民移垦台湾的浪潮,在开发台湾及促进两岸人民的交往及文化的交融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魏晋之际的兵制与地方秩序——以错役制度为中心

曹魏有士兵不得在家人居住地区服役之规定,或可称为错役制度。文章旨在梳理错役制度在魏晋之际的变迁,并以之为切入,尝试探索不同群体对地方秩序之构想。     

论党项宗族

宗族存在于整个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全过程 ,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派生出许多支系 ,一个强宗大族往往包括若干个乃至数十个中小家族。大大小小的宗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实体 ,越是强宗大族 ,拥有和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越强越大。同时 ,宗族还是一个经济实体 ,在这个经济实体内 ,既有农奴劳动 ,又有奴隶劳动 ,包含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