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致富困境及化解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时代,我国农村建设工作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精准度方面达到新的水平,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明显,但村民致富工作仍面临一些困境.基于安徽省T县致富情境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致富机制方面,脱贫致富长效不足,致富机制有待改进;在致富环境方面,服务设施支撑薄弱,发展模式尚需创新;在治理主体方面,农村居民"志""智"有限,致富内生动力不足;在增收致富方面,产业扶持效果欠佳,持续发展支撑缺乏;在帮扶资源方面,帮扶力量结构单一,社会资源有待开发.乡村振兴时代要实现农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还需强化顶层设计、更新致富机制,优化致富环境、推动区域发展,实施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发展产业扶持、拓宽增收门路,创新帮扶格局、融合社会力量等,以构筑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化解致富困境.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直接运行于各民族构成的草根社会,是国家政治贯彻的最后环节,也是民族群众与国家互动过程中最主要、最具有操作性的场域,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具有突出的基层特色.从实际情形看,认同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而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必须高度重视认同整合,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工程加以推进.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与教育优先的几点思考——以云南为例

从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出发,通过对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跳出就经济讲经济的思维局限。只有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人才缺乏、科技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支撑的"恶性循环"怪圈,有效破解基层缺乏人才的最大瓶颈,探索走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西部农村家庭父母教育卷入现状及成效——基于陕西省宁强县4 643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家长外出务工比例高、留守学生比重大、寄宿现象普遍、亲子沟通匮乏，针对这一特点，重点分析了农村家庭教育中父母卷入现状及其对不同类型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依据2017年12月陕西省宁强县4 643份初中生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父母卷入行为对不同留守类型、不同寄宿状况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父母情感卷入均能显著提升各类学生的学业水平，且对单留守学生影响最明显；父母认知卷入均会显著负向影响学生的学业水平，与走读学生相比，父母认知卷入对寄宿学生学业水平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在行为卷入上，母亲行为卷入仅对非留守及走读学生的学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改善初中生学业发展，家庭教育作用显著，学校应适当通过家长学校等方式干预、促进家庭教育中的情感投入，针对不同留守、寄宿状况的学生，父母应给予子女差异化的关怀与帮助。     

西部贫困地区扶贫范式转换的演进及其模式化借鉴

扶贫范式是国家治理贫困地区的主要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扶贫范式是将我国传统扶贫范式进一步转化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才能确保现阶段的扶贫范式发挥实质作用。     

中考改革制度下的农村初中英语听力教学策略探究

本文以《白城市人民政府关于白城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白城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英语听力自动化考试》为背景,揭示了当前初中英语听力教学中留存的问题,结合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英语听力自动化考试实施细则,初步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听力教学。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从“大包干”到现代农业发展:安徽凤阳县的经验与启示

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大包干"之所以在凤阳县形成,除自然灾害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当地群众的大胆探索和各级干部的包容支持。家庭承包经营后,为了促进小农户尤其是兼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凤阳县一方面借助土地流转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凤阳的经验表明,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强化各级干部的责任担当并坚持与时俱进。     

多元主体参与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参与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目前空巢老人的供给存在家庭功能弱化,有效供给不足;供求信息不对称,供需错位;多元主体参与程度低等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服务主体意识,提高服务的精准化程度,构建多元主体服务网来加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