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外商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

基于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从农业研发、生产、贸易以及金融发展四个角度解析农业 外商投资（ＦＤＩ）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利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 ６０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关系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外商投资（ＦＤＩ）会 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趁人之危”要大于“成人之美”； 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粮食短缺严重、地理位置沿海以及非 ＵＰＯＶ成员国的发展中 国家，农业 ＦＤＩ对粮食安全的“趁人之危”效应更大；农业 ＦＤＩ虽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水 平，但会对农业自主研发能力和金融发展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并且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贸易 依赖。     

农业数字经济财政投入效率的门限效应

如何提高政府投入效率促进农业数字经济高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理论上,政府投入农业数字要素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但财政投入过度也会造成效率下降.基于独特的县域农业数字化程度、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出、农业总产值等数据,采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上述假设.结果表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投入效率存在最优区间;就全国整体而言,在农业数字化发展程度介于25.5％～34.7％时,财政投入效率最高,达到每万元财政投入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154.2万元;目前约7％的县财政支出处于合理水平,约63％的县财政投入不足,剩余30％的县财政支出过度.为此,建议投入不足或过度的县要调整财政支出额,实现合理的农业数字经济规模,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数字经济建设,优化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同时,对投入合理的县,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大数据等无形资产投入,提升农业数字要素的杠杆能力.     

交易特性、社员身份与农业合作社合约选择

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交易特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合约选择的影响，发现社员身份特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签订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合约具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专用性对合约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而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约影响是负向的。但和非社员相比，股东身份使资产专用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大；并使风险性、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负向影响作用变小，即股东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了显著效应。     

德国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为充分彰显中国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和示范引领效应,应科学借鉴德国职业农民十分重视发展内涵与成长轨迹的重合、发展质量与人文环境的交融等成功做法,努力吸取德国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愿景谋划不深、专业化发展进程持续乏人等失败教训,从强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顶层设计、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组织保障体系等方面来提升中国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水平。     

我国农业微创新的实践及发展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微创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是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农产品及其营销、农业技术、农业管理等农业微创新在各地不断涌现,但农业微创新支撑体系中存在着微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不强、微创新资源缺乏、微创新基础设施不足、微创新环境不够完善等问题,抑制了我国农业微创新的发展。应从培育和引进农业微创新人才、完善政府服务、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推动融资多元化等方面入手来促进我国农业微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