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领域农民工的劳动关系认定

建筑领域灵活用工方式盛行,为经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是劳资矛盾的高发地带,探究其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对建筑领域农民工劳动关系应予如何认定的法律规定不足,是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因其导致司法实务裁判各异,无法公正合理地保护建筑领域农民工权益,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解决建筑业农民工与用工主体的法律关系问题,应跳出标准用工中认定劳动关系的局限性,通过观察用工单位在这一劳动关系中所处作用的大小来判断从属性强弱,进而适度配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化解纠纷。这一过程应严格把握以下几点:将符合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社会关系纳入劳动法保护中;适度配置双方或多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理关照与建筑业农民工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权利。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金字塔底层的创业机会与价值实现——以城市外来工创业的多案例为线索

运用扎根理论,选取我国金字塔底层人群中特殊的城市外来工的创业案例,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索资源拼凑对创业机会与金字塔底层价值实现的中介作用和创业能力对资源拼凑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创业机会是创业者价值实现的基础。产业集群下的市场空缺提供的"低科技"和行业经验知识丰富的创业机会能提高底层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而亲密社会网络提供的新创业机会能帮助创业者转型升级;2.资源拼凑对金字塔底层创业机会与价值实现有中介作用。"选择性拼凑"最少资源,通过"内部挖潜"实现创业。"并行拼凑"多种资源,通过"外部扩展"实现转型升级;3.创业能力对金字塔底层创业的资源拼凑有调节作用。创业能力弱时倾向"选择性拼凑"。创业能力强时可以采用"并行拼凑"。     

我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改革模式探索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制度)是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克扣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持续创新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地方也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工资保证金改革模式,在保障农民工基本权利的同时,有效地减轻了企业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     

三重转型框架下农民工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分析

以发展转型、战略转型、体制转型为主要内容的三重转型框架以及该框架下的迁移劳动机制是农民工产生的主要原因。应将发展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途径,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体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弱化迁移劳动机制对农民工的限制及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感知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就业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求职难度的变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等两个方面考察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压力感知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8.76%的农民工感觉近两年求职难度增加,34.06%的农民工近一年内出现了收入水平下降。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计量检验显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并且中老年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更高,女性农民工的求职压力大于男性、但收入下降的压力却低于男性。而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下降。雇主或从事自营工作,以及在个体及其他所有制就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华南和华东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就业压力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问题研究——基于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解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当前面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出现的新问题制定的一套具有规范化、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法律保障机制。从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保障机制的制度特点来看,《条例》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化,处罚方式强调规范化,监管过程具备严密化,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条例》采取全程协同监管手段消除“灰色治理”的“梗阻”,用“法律红线”落实并明确各方的法律主体责任,以细化规定的方式打通工资支付的“绿色通道”,从而能够保障《条例》的有效落实。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条例》主要从实践逻辑层面上落实法治化保障措施:明确不同监管主体在监督检查领域中的职能定位,对用人单位实行严格的资格认定与法律责任制,在监管领域中始终关注劳有所得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