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及我国的经验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虽然滞后于金融需求,但缺少制约主导了金融需求的发展,这种供需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农村外生性的金融制度演变决定的,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而且这种强制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受其他体制改革的“惯性”影响,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但随着农村产业化的加速,以及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对农村金融制度革新产生强烈的需求。     

典型省份农信社小额农贷发展经验及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按照央行及银监会的相关要求,更为了满足相对弱势群体农户的金融需求,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各地农村信用社将竞争意识、营销意识、风险意识和服务意识相结合,扎根农村、立足"三农",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扩大了农户小额贷款的覆盖范围。其中,江西省、江苏省和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结合地域特点,创造了更具特色的小额农贷发展模式。文章在重点介绍其发展经验基础上,总结了对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的启示。     

浅析抗日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农业贷款之作用

抗日时期,由于东部省份的不断沦陷,迫于军粮民食的巨大压力,国民政府在对西北农业开发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尤其是在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农业贷款的主要政策有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及农贷政策的制订;农业金融网络的建立;农贷的有力执行。     

抗战时期甘肃农贷及对河西农业的扶持

抗战时期甘肃的农贷由国家银行提供,主要分合作信用贷款和农田水利贷款两类.农贷是在战时背景下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和粮籽周转困难,为复苏农村经济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合作社为富户豪绅把持,农贷并未达到有效遏制高利贷的目的.河西走廊是甘肃农贷的重点.特别是河西水利专款公程的实施,直接推动了河西水利建设和粮食增长.     

农村信用社、国家与农贷悖论

在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演变史迹中,存在一个迄今尚未破解的农贷悖论命题:本该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农信社,却没有为弱势者服好务。农信社始终被国家所控制,其经营目标主要是满足国家效用而非社员效用,这是农贷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破解农贷悖论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国家在农村信用社的行为边界:国家要么退出农信社,要么控制农信社。     

近代中国农业金融的转型及其特点

20世纪初,中国农业金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种转型经历了发轫——发展——调整三个阶段。较之西方近代农业金融和中国传统农业金融,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悖论:一是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农民却得利甚少,二是它遏制了旧式高利贷却制造了新式高利贷。造成这两个悖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存在制度缺陷。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网络的形成考略--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20世纪20-40年代长江中下游乡村的借贷关系史显示,在政府的推动下,现代农村金融网络从无到有,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银行、农民借贷所、合作金库、合作社、农业仓库的农贷体系,改变了传统高利贷一统天下的格局.当然,现代农村金融始终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核心管理机制,农贷机构之间的矛盾经常发生.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乡村为具体考察对象 ,探析现代金融运作方式在该地的运用 ,并与传统高利贷进行了比较研究 ,分别指出两者在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利率、借贷期限与偿还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为当时现代农村金融运作方式的实行已取得了显著进步 ,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传统国家农贷的道义性与现代合作农贷的嵌入困境

国家农贷在中国已有千年历史,但国家农贷的制度路径并不适用于以市场合约为基础的现代合作农贷。本文以国家农贷的道义性为切入点,剖析国家农贷道义性的根源,即国家农贷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儒家"仁"的执政思想、民本而非民主传统、小农经济的外部性以及小农的生存伦理。并用"本土性视角"来分析现代合作农贷在当今中国社会嵌入的困境:土地的产权归属、小农的分散性、小农的人际关系结构以及农贷制度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