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判决的说理性不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官滥用、怠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在裁量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都会引发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质疑。裁量正义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基础。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合理运用司法技术,强化裁量的说理性;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和智慧法院建设,强化司法公开;实现司法裁量和社会正义理念的良性互动,强化法官裁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考虑进口配额的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模糊多目标优化决策

针对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问题,在考虑进口配额限制和需求不确定的情境下,构建了一个实现核心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和供应商交货质量最大化的模糊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该模型考虑汇率、关税等多个全球因素,采用一种交互式模糊多目标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应用一个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存在进口配额限制时,制造商会优先考虑低成本高质量的海外供应商,达到配额限制后再选择本土供应商补充剩余订单;2.人民币汇率正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制造商进口成本降低,其会将更多订单分配给海外供应商;3.关税负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关税上升时,制造商会减少关税高的供应商的进口数量,选择替代供应商来满足其需求。由此获得如下管理启示:1,制造商企业在选择跨国供应商时,应重点关注本国的进口配额政策,使供应商多样化以减少针对单一供应商配额政策剧烈波动对制造商采购成本和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2.汇率时刻都在变动,制造商企业应关注本国和供应商所在国的长期汇率政策以及短期突发事件对汇率的影响,及时调整订单分配决策。3.制造商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需要对供应商所在国的短期和中长期关税政策进行综合评估。     

法之来源探究：以霍布斯对柯克的批判为视角

在霍布斯死后发表的著作《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霍布斯站在哲学家的立场与以柯克爵士为代表的普通法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他们的交锋中有关法律来源的问题无疑是全书的重心。法律来源于对正义的追求和捍卫，这是两者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但是柯克认为，正义应该服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一份”，而霍布斯则批判柯克的正义观趋于抽象，容易导致实际上的不正义；针对法律最高权威来源问题，柯克认为法律最高权威来源于法学者，而霍布斯则认为国王才是最高法律权威；关于习俗是否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柯克本人持肯定态度，霍布斯则持否定意见。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终生收入的职工养老保险代内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养老金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养老金的代际收入再分配作用,但是其代内收入再分配对个体参保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运用养老金收益的精算模型对城镇个体职工未来养老金收益及收益率进行估计,探讨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内再分配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非收入因素如个体年龄、性别及婚姻等特征对养老金收入再分配结果的影响超过收入因素。通过使用交互项分析方法发现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受到收入因素的调节。收入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职工、男性职工及已婚职工的负向转移程度。另外,在所有人群中年轻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最大,中年男性高收入群体出现负向转移。研究还显示非国有经济单位养老金在分配作用中的受益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单位,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的补贴政策以促进其参保的积极性。最后,利率水平与工资增长率对养老金的再分配作用也具有极大的影响,政府需要考虑将二者设定在合理范围内以激发员工的参保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