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等目标的犯罪。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呈现出以预防为导向的立法趋势,对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惩治具有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从严从重处罚的特征。借鉴域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应理性把握刑法前置化标准,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坚持混合式立法模式,强化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内容的衔接。     

刑事合规视阈下的企业腐败犯罪风险防控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合规风险,而刑事合规是企业合规风险防控所必备的内控机制。我国目前企业腐败形势严峻,企业资产管理腐败合规风险、企业权力寻租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渎职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滥用腐败合规风险和企业国际业务腐败合规风险成为当前企业腐败合规风险的主要领域,而针对上述腐败合规风险开展企业刑事合规,从腐败风险点、腐败风险评估、合规计划制定、合规计划执行评估等方面具体展开,缔造企业腐败犯罪的企业内部刑事合规防控机制,将成为未来企业腐败犯罪预防的关键环节。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完整解读《刑法》第17条

调整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是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改革的可行举措.个案中未成年人的罪行达到何等程度可定罪,完整理解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就尤为重要.其中,罪行种类量定了客观危害的严重性,成为对未成年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基准;而不同年龄阶段测查未成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可谓判定其负刑事责任与否的特定依据.全面理解该条还需考虑我国的国际人权义务,以便立足国情贯彻儿童最大利益的政策精神.尤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应在实践中适度从严从紧控制罪行种类标准与不同年龄责任能力等法律标尺,并对非必须适用刑罚的未成年人在尺度上适当放宽,以依法把实际受追诉或定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尽量降至最低.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