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

由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所决定,我国现行刑法典呈现出明显的重罪重刑的特点。这使得刑法典原本设定的限缩式的犯罪圈出现不断任意扩张的趋势,同时又陷入在重刑基础上再加大刑罚投入量的恶性循环。在不彻底动摇我国刑法典中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的前提下,就消减"重罪重刑"式的刑法典存在的上述弊端而言,需要对刑法典进行轻罪化改造。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对现行刑法典划定的犯罪圈进行轻罪化改造,即适度扩张犯罪圈,将更多的轻罪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另一方面,应摒弃传统的重刑主义观念,对现行刑法典中的法定刑作轻刑化改造,即从总体上对已有的法定刑刑种作轻刑化调整,并为部分犯罪增加轻刑的法定刑档次,从而使轻刑的适用具有法律上的根据,为这些犯罪增加轻罪的情形。     

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论澳门刑法典之特色

本文以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澳门刑法典》为蓝本，分析了它的制定特色、内容特色、形式特色，提出了澳门刑法典急需解决的问题     

王宠惠:最纠结的民国法学家

民国法学界元老王宠惠,终其一生都在维护他亲手为民国缔造的法统大厦,但往往力不从心。在王宠惠的内心深处,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见到披着合法外衣的独裁政治登堂人室的。"钦字第一号"大学生王宠惠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于香港。1895年,王宠惠于北洋西学堂(今天津     

美国刑法之绑架罪与我国绑架罪的比较——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为例

绑架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各国刑法典中一直是作为重罪进行惩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拜金主义等思想的盛行,绑架犯罪也日益增多。在我国,绑架罪被规定在刑法的第239条,并且《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第239条又进行了法定刑上的完善。但是,由于犯罪手段的多变性等因素的存在,我国对于绑架罪的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试从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关于绑架罪的规定入手,比较我国的绑架罪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的绑架罪,希望能对完善我国绑架罪的有关规定提供帮助。     

简论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的修改

我国1979年刑法虽然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但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限度很难把握.新刑法典对防卫制度作了有益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正当防卫制度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增加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可操作性,保护了被侵害者的合法权益.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变化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法合体 ,走向民刑并重、刑民有分、诸法分立并以专门规定犯罪与刑罚为惟一内容 ;由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合典编纂 ,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分立成典等等。这种变化 ,直接导致沿袭几千年的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对以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刑法对自由的追求

本文介绍了西方思想家对自由的探讨,并对刑法与自由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良善之刑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发展人的自由,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是刑法的重要使命,也是刑法的终极目标之一。     

刑法视野中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中关于会计监督的刑事责任内容要真正发挥作用，最终要依靠刑法典的相应性规定，否则这些规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编者按]     

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

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及此后采取修正案的形式修订刑法,基本上实现了刑法立法的单一法典化.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及修订模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应当根据立法内容的实际需要,合理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不同规范性文件各自的优势,构筑一个形式与内容相互协调,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相互配合的刑事法体系,使刑事法律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