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及规制路径

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对劳动者进行与其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估价,这种估价影响了个别劳动者获得同等报酬或获得同等就业的机会,这种行为即为劳动力市场歧视。主要表现为不平等的就业机会、较严重的性别隔离以及缺失的安全保护,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平等就业权。劳动力市场歧视包括诸多类型,也存在显性和隐性歧视之分。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规制歧视行为时存在法律体系全而不精、制度设计华而不实、救济渠道有而不通等问题,需要从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治理。     

IPO还是借壳:什么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上市选择?

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借壳上市数据检验了影响中国企业上市路径选择的因素。以往文献发现较差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然而本文发现中国借壳上市的企业无论在上市前还是上市后业绩表现均显著好于IPO企业,即更好的企业选择了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这些企业选择借壳上市的原因。本文发现选择借壳上市的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在IPO管制下,借壳上市可以帮助企业更快上市缓解融资约束,同时有效利用市场择时降低上市成本。最后,本文排除了会计信息质量、信息不对称等其他对企业上市选择的竞争性解释。面临融资约束的优质企业选择借壳而不是IPO上市,说明中国现行的IPO审批制度对企业上市的筛选是缺乏效率的。     

三大台整合背景下未来广电市场的格局变化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这样的政策驱动下,传统媒体将面临新的竞争格局,必然要谋求新的出路。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个案分析法对三大台合并的政策背景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探讨了合并后内容生产的变化,进而分析了传统媒体未来的竞争格局和发展方向。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实施逻辑与发展趋向

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约束条件和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制度、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经济发展绩效的依次影响关系,构建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的内在逻辑,强调农村经济改革经历了"粮食增产主导"和"农民增收主导"两个阶段,且制度变革的核心是推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主线是放松政府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现阶段我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经济随即开始步入城乡融合主导阶段,这内生地需要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且在政府-市场关系持续调整时需要关注政府间、市场间的结构特征,由此可引申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层市场结构中的乡村女性与家庭手工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1940—50年代)

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2017年,施坚雅田野调查笔记的出版,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补充和修正施氏的理论。学术界多年来关注"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是否被低估和遮蔽"的问题,而施坚雅没有论述乡村女性在市场中的表现。成都平原乡村女性是基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40—50年代,成都平原的乡村女性,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以及针对市场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和农业,不仅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更赢得了家人、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口碑和荣誉,这些不是轻易可以遮蔽的。     

为何城市总体规划 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 ——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历史演变及当前呈现的格局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形成该格局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格局的形成是包括市场、政府以及城市本身的人口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表征市场"无形之手"的产业空间集聚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政府应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控,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相对均衡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