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破解"电车难题"

当前,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迅速,但是现实版的"电车难题"也正成为自动驾驶汽车绕不开的发展障碍.本文将自动驾驶汽车面临的决策困境总结为三类问题:保护财产还是保护人员;保护驾乘人员还是保护行人;牺牲多数人还是牺牲少数人,并根据责任伦理理论制定了解决以上决策困境的原则,进而又依据这些原则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老人外出购药遭遇意外,养老院应否担责

编辑同志:我母亲年近八旬,现居住在一家养老院。去年11月的一天深夜,天气寒冷,我母亲因身体不适,决定外出购药。宿舍管理员明知我母亲视力低下,却未加制止或给予必要帮助,允许我母亲外出,养老院保安看见我母亲走出大门,也是视而不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不慎摔进枯水沟,因头部受伤严重而去世。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资讯快车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下发《关于通报表扬2018—2020年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的通知》,江西省2018-2020年改善医疗服务工作受到表扬。——《江西日报》2月18日当地时间2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专家组和中国华大集团专家授勋,以感谢他们在塞尔维亚抗疫工作中的贡献。     

医疗保险支付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基于某省级职工医疗保险的证据

2012年底,各地开始全面开展医疗保险支付总额预算管理的改革探索.2019年,全国97.5％的医疗保险统筹地区完成了总额预算管理改革.为验证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本文在建立医疗保险支付与医疗服务行为的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以某省级职工医疗保险由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向总额预算管理改革这一自然实验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合模型、静态个体效应面板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额预算管理有效降低了整体的平均住院日,特别是降低了重度病种的平均住院日,且未导致住院人次整体下降的普遍拒诊患者的现象,也未引发轻病住院人次上升的诱导轻病住院行为,证明了总额预算管理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方面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单一的总额预算管理作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并不完美,例如总额预算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重度病种住院人次的下降,说明可能存在拒绝重度病种患者住院的现象.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工智能在社区矫正中的主体责任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运用的可行性方向正逐步为人关注,而人工智能在社区矫正中是否可以具备主体资格,能否承担相应责任,是这一技术应用时所产生的法律问题。通过对社区矫正人工智能运行现状及主体特征进行考察,借助主体责任价值、民法代理规则、侵权归责、刑事责任范畴四个方面辨析人工智能主体责任,合理界定人工智能的责任属性,并且注意人工智能在社区矫正中的主体责任监管、伦理道德和责任豁免三个问题,可以为将人工智能引入社区矫正奠定法律主体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公共管理深层次变革，干部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恢复以目标责任为中心的传统问责制度、构建以突发事件为重点的风暴问责模式、健全以履职过错为核心的常态问责体系和探索以作为担当为要素的全面问责制度四个阶段。特别是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干部问责形态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问责形式从应急走向常态，问责场域从行政领域走向党政工作领域，问责事由从过错问责走向过错和无为均问责，问责制度正发生深刻变化。纵观四十年变迁历程，干部问责制度塑造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有效行动力量，开拓了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干部责任管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     

国际环境法之“齿”——反措施及中国对策

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密切相关。反措施虽然在去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方面意义重大,但很少被采用。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反措施作为国际环境法强制保障存在一些法理困惑,如反措施实施主体困惑,但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困惑都不成问题;二是反措施本身除了存在一些传统的问题,如弱国实施困难、大国滥用、缺乏制约等等,还存在一些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软法性导致的义务空洞问题和义务弹性问题。但只要尽快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责任公约》,并尽快缔结《世界环境公约》使国际环境义务硬化,消灭环境义务的弹性,构建强大强制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反措施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反措施手段来应对国际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本国的国际环境利益。     

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的路径探析

在政府环境责任日益受到关注的当下,如何对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进行追究?审计与问责是一条有效路径。基于对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路径障碍的分析,从制度规范有待完善、体制机制问题有待解决、审计与问责的协调衔接等方面进行阐述,致力于寻求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的路径构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