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人工智能“ 黑箱” 难题的应对策略和规制进路

人工智能(AI)在医疗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不过,"黑箱"属性是其走向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通过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应对医疗AI的"黑箱"难题.转变规制思路,重点运用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等其他方法管控医疗AI之风险.从对算法解释的规制转向对算法透明和可追溯的规制,从对算法本身的规制转向对算法之外的其他环节和要素的规制,并契合医疗AI"非锁定"之特性,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规制体系.同时,平衡好监管安全和技术创新之关系,防止规制过度,应适度"温和"上市前的监管措施,在特定情形下豁免审批或加速审批,将监管重心适当后移,为医疗AI之发展创造合理空间.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家庭财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家庭财产是家庭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家庭财产制度旨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繁衍活动,注重维持家庭共同体的存续与功能,由家长主导财产运行,亲属依据伦理关系获得财产利益。家庭财产领域遵循特殊规则,依身份联系设计财产权利体系,家庭中的财产不可明晰,成员只享有抽象份额,按照需要配置财产利益,个人财产处分自由受限。家庭财产秩序嵌入于伦理秩序,物权法和婚姻法规定存在冲突之时,应该优先适用婚姻法规则。家庭财产规则不宜与物权法简单接轨,物权法定主义在婚姻家庭领域应保持谦抑特性,在夫妻财产领域中应正确适用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不宜机械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善意取得涉及家庭唯一居房时,宜考虑家庭成员生存权和夫妻双方意志。     

论道德公正及其维护

道德公正是指个人或组织履行道德时得到他人和社会给予的与其道德上付出相适宜的善意对待和回报,它主要涉及道德活动中给予与回报、付出与补偿之间的对等与平衡问题。与法律公正、分配公正等相比,道德公正有着自己的性质与特点,它主要依据的是道德上"以善报善"的公正原则。近年来,我国社会不时发生一些道德不公现象,包括"做好事反遭陷害""英雄流血又流泪""道德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等。道德不公,一方面,会降低人们履行道德的热情,导致道德冷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人掩盖其不道德行为的幌子,即通过制造道德不公假象来隐瞒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维护道德公正,要对道德行为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嘉奖;对道德履行中导致的损失进行补偿;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     

政府补偿下基于私人公平偏好的PPP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针对PPP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引入政府补偿契约问题。考虑私人投资者对政府补偿存在公平偏好倾向，借鉴BO模型的思想，将私人投资要求的特许收益作为其公平参考点，并通过对FS模型加以改进，构建私人公平偏好效用函数，从而给出私人在政府补偿下的投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最优解和概率分析，探讨私人公平偏好对其最优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借助数值分析给予检验。结果表明: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有利不公平时，私人将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最优投资，并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不利不公平时，私人最优投资及可能性将在有限公平偏好内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

“互联网+健康医疗”模式已然成为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解决传统医疗行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分析“互联网+健康医疗”对传统医疗的影响及其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存量流量图等工具构建“互联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运用Vensim软件对我国“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情况进行仿真,并模拟相关政策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互联网+健康医疗”在降低潜在医疗需求(PMD)、促进分级诊疗中具有重要作用,保障医疗保险能够较好地嵌入“互联网+健康医疗”就诊流程中对降低PMD最有意义,而降低整体门诊价格对于优化就医结构、促进分级诊疗最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