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异旨趣，六经富文章——曾巩文章观探略

有宋一代,士人博才勤学,曾巩亦好读百家之书,但在他看来百家之书"知偏一方""道偏一用",只有儒家经典适天下之用。曾巩作文以六经为本,源于以文明道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儒家经典为师法对象。他认为,六经等儒家经典发明圣人之道,思想玄奥深邃,体大言微,长于叙事,在文法上亦有可借鉴之处。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对象,曾巩为文根柢经义,引"经"据"典"多出于儒家六经,议论、叙事从容严谨,完备透彻,自有法度,法三代两汉之文,使曾巩自壮其气,获得审美愉悦,其论合于儒道,是为一代名家。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中国共产党百年人民观的历史演进及其经验启示

党的人民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地位、作用、评价标准的总体看法和具体态度.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论演进的内在需要和实践活动的深刻变动彼此印证和相互推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将其置放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上来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话语逻辑和演化规律;要在理论的不断生成和构建过程中彰显其鲜明品格和独特魅力;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获得历史启迪和经验启示.     

内涵、贡献与启示:陈嘉庚卫生观的当代解读

陈嘉庚对卫生问题有高度的认识,其卫生观表现在考察祖国的卫生状况、撰写和赠送卫生专论、提出注重卫生的主张建议、以石雕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四个方面.陈嘉庚卫生观增强了祖国民众的卫生健康认识自觉,改善了家乡厦门的医疗卫生条件.陈嘉庚卫生观与当代"健康中国战略"有一定的关联,对于当前我们在国内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在国际上交流卫生建设经验、促进全球人类健康等都有现实启示.     

资讯快车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下发《关于通报表扬2018—2020年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的通知》,江西省2018-2020年改善医疗服务工作受到表扬。——《江西日报》2月18日当地时间2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专家组和中国华大集团专家授勋,以感谢他们在塞尔维亚抗疫工作中的贡献。     

医疗保险支付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基于某省级职工医疗保险的证据

2012年底,各地开始全面开展医疗保险支付总额预算管理的改革探索.2019年,全国97.5％的医疗保险统筹地区完成了总额预算管理改革.为验证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本文在建立医疗保险支付与医疗服务行为的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以某省级职工医疗保险由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向总额预算管理改革这一自然实验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合模型、静态个体效应面板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额预算管理有效降低了整体的平均住院日,特别是降低了重度病种的平均住院日,且未导致住院人次整体下降的普遍拒诊患者的现象,也未引发轻病住院人次上升的诱导轻病住院行为,证明了总额预算管理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方面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单一的总额预算管理作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并不完美,例如总额预算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重度病种住院人次的下降,说明可能存在拒绝重度病种患者住院的现象.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