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

伴随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依附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体系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迁过程。河西走廊牧业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可还原为“核心层—基础层—外显层”三重层级结构。在多层级双向互动中，传统万物有灵的“赋魅”式价值观念与科学主义“祛魅”式价值观念及崇尚资本的“再赋魅”式价值观念交错并置，整合共生，日益呈现加速化、差异化、多元化、主流化等价值观念变迁趋向，既推动了新的复合型生计方式生成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亦使社会面临价值失范风险。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牧业社会价值观念变迁规律，引导其良性变迁，对于推动牧业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河西走廊风电产业融资模式研究

河西走廊风能资源丰富,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新经济带设想的提出,河西走廊风电开发及风电装备制造业在利好政策下正在迈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资金缺口却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为此,本文在分析了河西走廊风电开发及风电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及其融资困难的原因,创新融资模式,旨在为新时期河西走廊风电能源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研究——对人类文明演化路径及影响因素的思考

苏毗人是青藏高原上很早就存在的人类群体之一系。苏毗人与吐蕃人早在7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联系。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苏毗、象雄三大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完成了西藏高原上三大群落人群的历史性融合。吐蕃人用武力征服了苏毗人,但两者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却一直持续未有间断,最终苏毗人还是融入了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之中。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所反映的文明演化路径是:地域上迁徙与交流——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融——政治上的征服与融合并渐趋统一的发展脉络,其历史演化进程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各个要素的影响。     

清代雍乾时期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的文化整合

随着清廷对准噶尔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改变西北边疆差异政治下的多元政治格局,逐次推进边疆地区的内地化,以主动的文化整合提高帝国的均质化发展,提高边地民众的文化认同意识和向心力,加强帝国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便成为雍乾两朝西北边疆政治的主要内容。文化整合在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以内地化为目标的行政整合,在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逐次推行州县制,以东天山地带新设之镇西府及所属州县划归甘肃省,为文化整合奠定政治基础;其次是以儒家化的学校教育体系建设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为主的文化建设,提高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再次是以政府提倡、民间主导的地域性汉化坛庙系统建设,辅助政府层面的文化整合,增强两地的文化同质性;最后是以移民屯垦与定居农业城镇建设为主的社会整合。经过雍乾以来中央政府持续的政治整合,终于将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由清前期的"边陲要地"塑造为雍乾以后的"腹里要冲",成为清帝国建构的战略枢纽,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     

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战略构想、现实条件与有效路径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对新时代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动力学理论、区域经济结构创新和变革理论,立足于全局性与局部性相结合、战略性与战术性相结合、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优先性与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架构了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构想,期望以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实现西北五省区的高质量发展,并以走廊外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西北五省区的生态保护。指出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助推黄流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果和深度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时代要求;同时,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也具备良好的区位基础、历史基础、经济基础、样本和模式基础、国际贸易通道基础。新时代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在明确西北五省区发展的个性定位基础上找到走廊发展的共性目标,在明晰五省区发展的功能区划基础上找准走廊发展的有效路径,充分发挥重点经济区、城市群、省会级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对走廊高质量发展的撬动能力,以科学的体制机制建设找准走廊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     

文学人类学和丝路视域中的当代河西走廊文学

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文学,在新时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一批重要作家和独具特色的作品,构成河西文学的新气象。他们书写河西,不约而同地展开对地域情境的叙事和抒情,重构着河西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他们重新发现被所谓正史忽略或遗忘的历史,重视日常生活的河西历史,表现民间文化和民间情感;他们的创作体验源自河西又超越地方与族群的人类意识,执着地把一个奇特的河西世界展现给世人,开辟着由地方性而通达人类性的蹊径,也诠释了文化多样性在文学领域的重要意义。     

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

武陵走廊是位于我国内陆腹地的物资与文化通道,伴随着散杂居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定居,武陵走廊逐渐形成了散杂居民族和自治主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场景。蒙古高原南迁的蒙古族及其先民、云贵高原东迁的白族及其先民和华南北上的侗族及其先民共同构成了武陵走廊人口数量最多、分布也相对集中的散杂居群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恒久过程中,散杂居民族体现出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并存、文化认同与边界意识明显、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交融的重要文化特征。强化散杂居民族的走廊研究视角,对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走廊学”学科体系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