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民文化对南戏创作的影响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带来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逐渐成为社会阶级成分中的重要角色,其审美价值取向开始左右着艺术体裁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平民艺术逐渐代替了贵族艺术的主导地位,艺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张开了双臂。南戏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将普通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场景搬上了舞台,把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用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市井语言和流行词调表达出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受到了市民阶层群众的欢迎,在城市市井演出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取代杂剧而成为当时南方的主要流行剧种。     

论南戏海盐腔的体制流变及演唱特色

海盐腔是南戏崛起时诞生的地方声腔。由于文人的参与，使南戏和明前期的传奇体制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就海盐腔起源的几则史料作了认真分析，并就文人濡染南戏的主要途径和海盐腔的演唱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     

南戏《张协状元》文献价值简论

《张协状元》作为南戏早期成熟戏曲的代表，是如今仅存不多的能真实反映早期南戏真实面貌的剧本．具有重要的戏曲学、语言学及文化学价值，值得加以关注和加大研究的力度。     

论南戏和北曲杂剧在形式体制上的差异及原因

南戏和北杂剧同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样式,却在艺术体制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客观方面,二者所处地域不同,所继承的历史传统和吸收借鉴的艺术成分及借鉴方式也就不尽相同;主观方面,二者的创作主体身份不同,其创作目的必然存在差异。     

宋元南戏与洛阳考论

宋元南戏既反映了古代洛阳的人文实况,又为洛阳增添了文学趣味。在《琵琶记》剧本中,洛阳承担着重要的空间背景任务,是作品安排场次的要点。《破窑记》虽经艺术处理,但作者依然把蒙正觅瓜的地点放在洛阳。宋元戏文佚曲不仅反映出唐宋时期汴、洛之间频繁的社会交往,体现了市民阶层新兴力量的道德追求,而且彰显了洛阳的园林景观之美,其盛况超过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的介绍。     

元杂剧与宋元南戏婚变戏之比较

元杂剧和宋元南戏中的婚变戏虽同为反映婚变问题的作品 ,然而由于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它们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风姿。本文通过对二者文化土壤、文人地位、婚变类型以及婚变内涵四个方面的比较 ,认为二者折射出的社会风尚是有所差异的     

《琵琶记》盛行全明原因探析

高明<琵琶记>向被誉为"南戏之祖",在整个明代一直走红.学戏以<琵琶记>为先,作剧以<琵琶记>为样板,各声腔剧种纷纷移植<琵琶记>.<琵琶记>盛行全明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著名的正宗文人参与创作,从而大大提升了南戏的地位,掀开了文人创作南戏新的一页;第二,<琵琶记>立意好,八面玲珑,人见人爱,适合社会各阶层观众群体审美趣味;第三,<琵琶记>语言美,雅而不古,俗而不土,表现力强,富有韵味,雅俗共赏;第四,<琵琶记>带动了众多地方声腔剧种走向成熟、繁荣.     

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考论

元代有两种昆山腔,一种是顾坚等文士创立的清唱昆山腔,一种是民间艺人创立的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将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引入剧唱昆山腔,演唱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南北曲曲体的变异,昆山腔的曲体指义增强,有了“昆曲”之称;而这时的“昆山腔”或“昆曲”,实已超越了昆山一地的限制,流行南北,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曲”。     

元明以来南戏旦色的发展及其意义

早在明人,对早期戏文的脚色设置就存在不同性质的误解;近人所据戏文资料有限,未免承明人之误。以旦色为例,“旦”其实是在南戏由科诨小戏(念作为主)向抒情大戏(歌唱为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并进一步分化出“贴”、“夫/老旦”、“小旦”等,其时约始于元末,迄于明嘉隆之际。这一过程与多用妓乐、南北曲的交流、婚姻爱情题材的发展及文人参与密切相关,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的感情的具体内涵———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特性———在戏文中的发展与演变。如此,旦色的发展,实际标志了南戏的发展与文人参与下传奇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