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原罪与路径选择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剖析我国MBO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MBO的积极作用,认为MBO对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义重大,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MBO自身问题,而是相应的环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蚕女故事与中国式“原罪”原型

蚕女故事作为一则寓言体民间传说,是一篇根据经验联想和视觉联想而虚构的文学文本,它包含着故事创作时代的文化因子。从生活层面、文学层面和道德层面看,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一个文学母题：即对征夫和思妇感情世界进行探索的动机。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式“原罪”的原型：蚕女因犯有居家不织、因情而动、背信弃义三大罪行,从而导致了“女化为蚕”、永远纺织的必然结局。     

沙祖康：让美国“闭嘴”

经受过“原罪”拷问的中国民企，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又面临新的法律雷区。中国民企正陷入法律风险高发期。如果民企再惯性地冲撞法律。轻则诉讼缠身，巨额罚款；重则倾家荡产，牢狱之灾。为企业发展从长计议，民企需要谨慎应对法律雷区。     

基督教原罪论·自由意志·道德

本文以基督教原罪论为话由,对其中蕴含的自由意志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从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出发,比较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指出重构现代道德不仅需要唤醒人们的自由意志,而且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原罪

她坐在大屏幕前，茫然地看着黑幕中的点点繁星。这时，埃克不满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小姐，你到底有完没完？你呆了几个小时不动就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忍耐力吗？”她愣了一下，没回答，随即又陷入沉思。埃克等了等，又说：“你要再这样我就关闭显示器。”她微微一笑：“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有任何行动的。”埃克叹了口气：“当然，我不会忘记我是为你们人类服务的。但是小姐，这么闲着我实在无聊。古老的《星际争霸之毁灭宇宙j我已翻过N次版了。”     

自由意志与善恶决断：论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

至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那么为何还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物都是好的,包括人,但为什么人会犯罪而堕落呢?为什么在善恶的决断上出现了问题?不论是“始祖”受“蛇”的“引诱”,还是“始祖”与“蛇”的“共谋”,但都是因为“自由意志”,所以在择善避恶上自趋于下流,背离了上帝的看护和嘱托,为世俗之事所累,过着肉身无法支撑起高贵灵魂的龌龊生活,上帝面对人类如此尴尬的境地,上帝知情却怨而不怒,在十字架上漠视着人类的无耻。     

良知与审判——论《铁皮鼓》中的原罪意识

奥斯卡不应该是一个苦难的人物形象,他是个罪民。从一出生,他就带有从祖先延续式的罪性与恶根。一、欲望与毁灭就原罪的起源来说它是历史的,但原罪的内容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奥斯卡的外祖父母就把这种带有罪恶的源头和意识遗传给他们的后代。奥斯卡外祖父是纵火犯,在逃离追     

“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桌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对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奥古斯丁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

本文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卷十四的第10章中"对区分善恶之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的区分出发,讨论了他对原罪的两种理解.一方面,奥古斯丁认为初人偷吃禁果是因为高傲,这是一切罪的开端;另一方面,又认为堕落之后便出现了淫欲之罪,这成了堕落之后一切罪的统称.二者都是对原罪的理解:前者是人之罪的哲学根源,后者是人之罪的现世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