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语环境中的语言接触、语言水平与语用能力发展研究

语用能力的培养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目标，以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初、中、高三种水平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研究和小组访谈的方法，探讨语言接触、语言水平对间接言语行为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语言接触明显促进了各水平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互动性强、有指导性的语言接触更有益于语用理解与表达能力的提高；语用能力与语言水平并非平行发展，语言水平达到中级后语用能力才显著提升；语用中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多地受到语言接触程度的影响，理解能力受语言水平影响更为明显。研究建议充分利用目的语环境，提高学习者接触汉语的量与质，促进语用能力的发展。     

2006—2018年国内信息偏好理论研究进展与评析

采用文献调研法，对2006—2018年国内信息偏好相关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全面评价并分析未来研究方向。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信息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偏好的概念、信息偏好的理论基础、信息偏好的研究方法和信息偏好理论的应用四个方面。现有研究的局限具体表现在: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应用研究缺乏与实践工作的结合、缺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未来应就构建完善的信息偏好理论体系、完善基于信息偏好的信息服务模式和框架模型以及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

本文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施药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农场主个体特征、家庭农场资源禀赋、外部生产环境等作为解释变量,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从事规模经营年限和家庭农场的是否三品一标认证、种植作物品种以及是否与农业龙头企业有联系、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等变量对家庭农场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农场自有劳动力个数、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完整的收支记录、是否示范类家庭农场、是否有注册商标、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等变量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藏族大学生家庭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

基于组织认同理论,以随机抽取的597名藏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观念—认知—行为"视角,检验了藏族大学生家庭价值观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藏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对其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孝道维度、男性中心观维度和家庭本位观维度均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认同感在家庭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亲子沟通不仅调节了家庭价值观与家庭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家庭认同感的中介效应。     

汉语称赞语应答行为的古今变异及文化内涵

称赞语的应答行为是语言交际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从古至今,称赞语应答在应答方式、应答原则、应答灵活性上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体现的是对于"礼"的重新认识、西方言语平等观的渗入及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可选择性。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提升企业员工的创造性绩效是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构建创新能力的重要微观运行机制。作为一种为满足组织创新需求应运而生的领导风格,包容型领导会对员工创造性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本研究基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中国情境下的315份个体员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包容型领导影响员工创造性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包容型领导风格会通过促进员工建言来提升创造性绩效。然而,针对不同的差错取向员工,包容型领导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其中差错紧张取向负向调节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间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员工的创造性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