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空间叙事探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现代图像叙事的隐喻机制及其话语生产

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图像符号表征的常态策略,隐喻超越传统修辞场域的视觉生成不仅取决于热奈特、伯克的修辞学拓展,同时奠基于巴特图像修辞观的正式确立。而作为现代图像符号的意指实践,基于形式相似基础上的联想机制、意指生产的公约机制以及符号意指的情境语境成为现代隐喻视觉生成的内在动因。视觉时代图像主导范式的确立、技术媒介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与消费意识的渲染则成为视觉隐喻现代扩张的外在推动力。正是内外动因的协力塑型了现代视觉隐喻的常态范式与意义供给,也为当下视觉研究的"向内转"提供了一定的理性思考。     

北美外语片市场与冯小刚电影的文化竞争力

冯小刚从电视剧进入电影的经历赋予其电影强调通俗易懂、注重世俗价值的特征。冯小刚电影携带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下主流价值观,但在海外难以得到广泛接受与传播。这是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在不同语境的错位所致。在北美市场,冯小刚电影的"非英语""日常性题材"以及写实效果,使之归于艺术电影类型。然而,影片所强调的恻隐之心的道德情感、主流价值观念、特殊群体的集体记忆,会在故事内容上造成文化折扣;"重细节、轻结构""重广度、轻深度"的宏大叙事,又在艺术观念上悖逆于欧洲电影的叙事传统。因此,冯小刚电影缺乏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奖项、权威评论及学术研究,很难如张艺谋、陈凯歌等进入艺术电影的传播渠道,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