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设计的新关系

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和建造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除设计思维、观念、方法与手段本身的不断演绎变化,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也始终与之同频共振。不同时期,作为介入景观的公共艺术的介入程度、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有所不同。论文对百年来公共艺术在西方城市景观中的角色演绎,揭示出艺术介入城市空间后,从塑造城市空间审美的重要力量转向生态美学的发展。同时在这一进程中,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物理空间走向精神场域的构建,成为当今城市景观最具鲜活的视觉文本,从而进一步认识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意义与价值。     

“道”与中国传统绘画、音乐艺术的关系

艺道关系是评价中国传统艺术首要的基本问题,不同的艺术类型与道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山水画的"以形媚道"是以"形"的视觉方式靠近着、取悦着道,从而使艺术进入至高的境界。"乐几于道"则是人通过深刻了解音乐符号的本质,以视听的方式达到对道的深刻领悟。道、艺、人在艺术活动中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统一,精神与肉体、目的与途径、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     

中间道路的艺术社会学———詹尼特·沃尔芙艺术社会学思想探析

詹尼特·沃尔芙是英国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她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艺术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并且具有意识形态性,由此论证了艺术的社会性。与此同时,她认为艺术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社会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艺术社会学应该将美学纳入研究图景。在此基础上,她对美国艺术社会学进行了批判:它对宏观的社会历史因素重视不够,流于琐碎;对艺术的意识形态因素反思不足,偏于天真;将审美排除出艺术社会学,倾向于简单的还原论。凡此种种,都是沃尔芙不能接受的。反过来,她也认为对于解决英国艺术社会学的问题,美国艺术社会学可以提供重要帮助:后者的经验研究可以弥补前者过于理论化的弊病。沃尔芙认为,一种既注重艺术社会建构性也注重艺术独特性的"社会学美学",才是艺术社会学的未来之所在。     

现代拼布工艺材料的创新性研究

拼布艺术从生活中产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从简单的零碎布料拼缝发展至各种艺术形式的表达,无不体现着解构主义的艺术观念。本文从拼布的材料和工艺出发,研究现代拼布工艺材料的创新性应用,探讨现代拼布的工艺创新、艺术内涵和市场价值等方面的内容。     

弗洛伊德的油画艺术

本文对弗洛伊德的油画艺术进行剖析,首先对弗洛伊德绘画的三个阶段进行说明,然后从色彩,构图,精神意味以及笔触四方面说明弗洛伊德的油画艺术特色,以便全面把握弗洛伊德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南京牛首山佛顶宫的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

文章运用实地考察法、文献搜集法,从公共艺术特性入手,通过南京牛首山佛顶宫的文脉、空间及其内外的装置以及人们在这样的宗教建筑环境中进行有关活动的分析研究,寻找公共艺术作品与场所的契合点。通过对契合点的阐释,希望对中国建筑艺术作品的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研究提供一点参考,以期日后创作出更加成功的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相结合的案例。     

江湖岂在眼:《贵耳集》中的历史叙述和文学趣味

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所长不在真实记录历史,而在生动讲述故事。张端义的谪臣身份,影响了《贵耳集》的叙述立场,书中大量想象和建构宋孝宗朝事,形塑了一个贤明的君主、有为的时代。此外,他喜爱讲述士人的机趣故事和具有奇幻色彩的逸闻轶事,擅长对话描写与细节再现,表现出世俗趣味的一面。张端义的江湖文人身份,也让该书呈现出特殊的文学批评祈向。可以说,《贵耳集》这类笔记足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制,其价值不在"补史之阙",而在文本背后蕴藏的文人心态和书写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