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与改造

认定寻衅滋事罪的根本在于是否侵犯社会秩序法益。寻衅滋事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司法行为的界定模糊、对“公共场所”的解释不一致等问题。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在刑法条文的框架下合理解释口袋罪名,规范适用目的解释方法,适度限制实质解释和扩张解释的冲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药品监管渎职罪的证成与确立

刑法的目的要求刑事立法必须有效回应社会关切。频发的药品安全事故与药品监管渎职有密切关联，但相对药品渎职行为之重大危害，现有的处罚偏轻，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困难。基于民意基础、司法适用以及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应当设立药品监管渎职罪，并明确其构成要件，以通过独立规制的形式实现刑法对药品监管渎职行为规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流氓罪”到“寻衅滋事罪”:规范流变与定性的政策制约

寻衅滋事罪是由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演变而来,虽然对寻衅滋事的行为规制有法可依,且其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也进一步明确了其构成要件的相关内容,但是仍然存在口袋化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如此定量入罪控制的模式显然不能对定性带来实质性改观。寻衅滋事行为类型混杂,属于一种复杂的构成要件类型。对于大多数犯罪而言,构成要件使得其具有独立特性,因而与其他犯罪类型得以区别。然而,寻衅滋事罪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轻罪的范畴,对其不应采取"严打"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严打"政策反思之后,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具体刑事政策,也是"承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秉承。因此,在认定寻衅滋事的犯罪过程中,应当需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

对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展开,并充分利用刑法解释方法。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存在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但在多数情形下,解释对象是否在刑法语义通常的"射程"内是显而易见的。在处理网络犯罪时,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借助了网络这种工具的传统犯罪,哪些是传统犯罪行为方式的扩张形式,哪些是传统罪名通过各种解释方法根本无法涵盖的新型网络犯罪。     

论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尴尬与解脱

非法经营罪的现行立法因其有"兜底条款"而被认为是立法技术的一个成功体现.但是,"口袋罪"又让非法经营罪的现行立法在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应然价值面前显现出缺陷.现已进入非法经营罪规制范围的行为类型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置,从而使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和司法更加精准到位.     

背离与回归:企业家犯罪刑法规制的谦抑立场

<正>企业家犯罪属于"白领犯罪",不仅其"精英群体"的身份标识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而且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容易引起学界在定罪量刑上的反思。立法上的扩张与司法上的越位,都是对刑法谦抑立场的一种背离,容易扩大打击面,加大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回归企业家犯罪刑法规制的谦抑立场,既是刑法保障人权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家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口袋化”纠偏

从立法论上讲，应当废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解释论上讲，应限缩解释其构成要件，避免该罪适用的“口袋化”;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威胁，这是该罪的立法目的之所在；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即成犯，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继续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就在于对社会的严重对抗性，因此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数罪并罚的规定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参加者而言，应作为想象竞合犯处理，对于组织者、领导者而言，只有在实施了够罪的犯罪行为之外，还实施了未达罪量尤其是通常不处罚的性质一般的犯罪的未遂的，才能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所实施的具体犯罪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