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陕南移民“无土化”安置的风险与规避路径选择

政府推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陕南移民安置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果,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与普通农户在利益诉求、行动逻辑与制度选择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中老年移民在生产条件、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使移民搬迁陷入了一定困境,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可持续性。对此,从产业经济理论和农民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利用陕南良好的自然文化资源,结合国家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培养和扶持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计、脱贫致富,确保移民政策落实,促进秦巴山区生态重建成果长久稳固。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清代台湾凤山县诸赋的环境描写

明末以来,府县方志日趋完整,描写台湾山水形胜之赋亦迭有创发。台湾地理环境藉赋篇生动之描述,读者得以因辞逆意,以意摩情,足以阐扬先贤荜路蓝褛之功。本篇列举清代台湾府、凤山县方志中有关南部凤山县山川胜境之描写,对照铺写台湾地理、形胜之赋篇,如台湾赋、台湾形胜、地方山水、鸾堂等篇章,并佐以名士诗章之讽咏,参以今人实际登览考察之结果。以供文史相参,熟知当时凤山县之山岳、潭泉、沙洲岛礁、县学、宫庙鸾堂及其传说等重要历史景观,其于好古者或非无益焉。     

超大城市青年移民家庭化的双重困境——基于北京市多数据来源的比较

基于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从本地家庭化和家庭本地化两个层面讨论北京市青年移民的家庭发展问题。发现非京籍青年移民的家庭化过程受到经济条件、户籍问题和社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就地组建家庭的视角看,户籍是促成婚姻市场"本地-外来"分割的重要因素,非京籍人口与京籍人口在恋爱和婚配过程中存在严重隔离,京籍青年移民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比较优势。从家庭团聚的视角看,由于家庭规模减小和结构功能变动带来的双重影响,核心家庭团聚成为主要的迁移模式,在家庭团聚过程中夫妻随迁和子女随迁处于优先地位。尽管主干家庭成员随迁依然存在,但表现出短期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调整城市区域户籍准入机制等方式,促进青年移民的家庭团聚和关系本地化,有助于大城市青年移民摆脱在婚姻匹配和家庭团聚方面的双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