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蒙古考验婚史诗与好汉三项比赛

好汉三项比赛从萨满教祭祀仪式演变成为衡量好汉的价值标准之后 ,渐渐渗透于蒙古英雄史诗之中 ,在原有完成任务式考验婚史诗的基础上 ,出现了复合式考验婚史     

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

当下,正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史诗研究存在三大问题:缺乏明确的学科目标,受西方中心论束缚,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其发展思路是:以大国学术应有的胸怀,将中国史诗研究纳入国际大视野,明确其前进目标;自觉以印度史诗学为参照,实现中印史诗研究互动;更新思维,与时俱进,用发展的、整体的观念指导研究全过程.     

童音与苍狼——从政治学视角解读史诗《江格尔》

作为一部恢宏博大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世界上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有着丰富的政治学研究意义。洪古尔是《江格尔》中最光彩夺目的英雄，具有超强的战斗技能和英勇无匹的气概，他对江格尔可汗忠心耿耿的赤诚之外也有“不赤诚”的表现，是一个有情有义、可爱可敬的“童音与苍狼式”的英雄。     

周恩来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与其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令人倾倒。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     

《格萨尔》史诗原型的独特内涵

文章以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为理论依据,对《格萨尔》史诗典型性文本中所沉潜的文学原型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其原型具有原始性、英雄崇拜、部族意识等独特内涵。这一独特内涵的深刻开掘凸显了史诗的本真价值。     

蒙古英雄史诗与游牧经济

蒙古社会的游牧经济可分为开始和发展两个阶段 :唐代初期为开始阶段 ;唐代中后期以后为迅速发展阶段。文章对蒙古先民的社会结构、游牧文化等进行了简单的、概括性的分析与论述 ,提出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蒙古游牧经济的初期阶段 ,不过 ,其大多数产生于游牧经济的发展阶段     

浅谈史诗《格萨尔》的民族特色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学作品在反映一个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时,不能不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史诗《格萨尔》的民族特色具体体现在其所反映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所描述的民族内心世界以及所使用的语言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     

宏大叙事与地方性阐释———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为讨论中心

普米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格萨尔》异文,它们与青藏高原的格萨尔史诗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然而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这些文本在角色组成、形象塑造、主题情节等方面都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程式化的特征,保留了史诗的故事范型和核心主题。《格萨尔》在南方诸民族中的流布,是藏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互鉴的结果,也突显出南方诸民族共同的呼唤英雄、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塑造英雄的文化情结,彰显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旨归。     

为了真实和正义的历史重述——论何顿的《黄埔四期》

《黄埔四期》重述了自北伐至“文革”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力图以文学的方式祛除政治对历史的遮蔽,挖掘那些被隐没的史实;用传奇的笔法展示那些被历史埋没的英雄,再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 还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