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论唐诗中的吏隐主题

唐诗中吏隐主题相沿不衰:初盛唐吏隐一方面表现为标榜吏隐两兼的颂美之辞,另一方面则是中下层士人感于职卑位贱的归隐之思;中唐吏隐淡化了恪勉吏事的责任感,更注重追求世俗的享乐.其吏隐明显带有现实功利态度和价值上的物质取向;晚唐吏隐已沦为士大夫避乱存身求禄的生活保障,具有凄恻幽独的情怀,境界也更狭隘局促.     

杜诗、苏诗、黄诗中“吏隐”注的澄清——辑本《汝南先贤传》学术价值初探

澄清两个问题：第一，郑钦此人，当作“郑敬”。宋人赵次公为杜诗作注时。由于避宋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遂改“敬”为“钦”。后人不知就里，也就一路以“郑钦”相称。第二，说吏隐之典，“出《汝南先贤传》郑钦事”，完全是子虚鸟有之事。换言之，“吏隐”的用典，和郑钦毫不相干。究其致误的原因，盖误读《汝南先贤传》所致。     

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

县居诗和郡斋诗是姚合诗歌创作最具特色的诗歌,它们展现了姚合人生和诗歌历程的发展轨迹。通过姚合人生阶段的这两个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心理和诗歌艺术一直是处在调整和蜕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姚合的吏隐心理从矛盾逐渐走向融合,从而使其吏治观从无奈选择走向自觉实践,也导致其武功体开始从清僻向清雅内化。     

论韦应物诗歌的佛禅韵味

在律诗风靡大历诗坛之际,他独以五言古体卓然而立;在其他诗子或多或少、或重或轻遭际仕途而行"贬官禅悦"之时,他一直是一个政绩斐然的地方官员;他并非贬官,依然在任上作禅悦之"吏隐";他慕王维之诗风而不事声张,只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融会体悟传达表现之。韦应物的确是大历诗坛一个卓异的个案,大历诗苑"一支独异的花朵"。     

宋初山林隐逸的精神转向与理想人格的重构

宋代士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迫切要求重建价值体系，重构理想人格。在这一重构进程中，宋初隐逸诗人群体率先进行了排除功利、融通仕隐的隐逸尝试，在追求闲雅怡然、任情淡泊的审美化人生中，塑建了兼容道义又保持个体独立的理想人格，使山林隐逸精神较之唐末五代发生明显的转向，并对仕宦群体吏隐的人格取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白居易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典型意义

在中唐文化转型过程中,白居易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学术意义上讲,他将儒家诗歌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体现在他思想特征、处世态度、平民人格和生活世俗化倾向、诗学观念等方面。白居易思想上的三教融合、处世态度的"吏隐"、生活上世俗化的倾向、诗学观念上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等,使白居易成为中唐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吏隐诗的嬗变

吏隐与吏隐诗主要表达了吏隐者亦官亦隐的思想情怀。历史上的吏隐者有提出朝隐的东方朔、提出大隐的王康琚、提出中隐的白居易以及实践吏隐的山涛、阮籍、谢、王维等著名文人。探讨白居易的吏隐诗,闲适是其主要特点,而且其闲适乃是官场公务之余的个人放松,或者休假时闲雅、悠闲、自足的情调,与传统意义上隐士彻底的“闲”是不同的。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